吴法宪:彭德怀为何要给粟裕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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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6 04:13:18

毛泽东曾多次告诫麾下的统兵大将们:“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他如此声色俱厉的强调,当然是因为有人在搞山头主义。但他不得不妥协,“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话一点没错,如果不承认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就无法理解他和其他将领间的矛盾。

1946年1月27日,周恩来、陆定一返回延安,汇报政协会议情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从左到右)到机场迎接(图源:VCG)

彭德怀在各种文章中都被称为耿直以及脾气暴躁,然而他同样无法摆脱山头主义。

时任空军负责人之一的吴法宪在《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一书的“文革的前奏”中说,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确实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他撤换粟裕总长的理由以及有关空军的一些事情。

吴法宪称,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几个人,对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就感到有些人不那么听话了,需要采取点措施来树立个人威信。他亲自领导开展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彭德怀和他的几个战友,转眼之间就成了一批牺牲品。

吴法宪当时并不在庐山,所有情况都是刘亚楼通知的,他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刘亚楼当时非常高兴,而且刘毫不掩饰的说,“这是一个好消息!”

作为当事人,吴法宪详细的讲述了彭德怀与刘亚楼交恶的经过。书中如此写道:

在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时候,1955年,空军后勤部的一个助理员丢了一个工作笔记本,在这个笔记本里记录了空军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计划”。这个笔记本丢了以后,空军党委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和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追查。同时,我们也老老实实地报告了军委和总参谋部。没想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几次三番地受到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的责难。彭德怀说:“这还得了,丢了‘五年计划’,就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一定要追查到底。”这一查,不但追查了刘亚楼,还追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在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怀去东北检查空军部队的工作,准备先到丹东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驻地去看看。我过去从来没有陪同过彭德怀,这是第一次。开始的一路上,彭德怀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说说笑笑,一直都很好。车到沈阳东站时,因火车头加煤上水需要一个多小时,他还动员我到市里去看看,对我非常关心。可没想到,车到丹东的那天早上,彭德怀突然翻了脸,就在车厢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们空军丢了那么一个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把国家的机密都泄露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感觉到痛心。”骂了一通后,他又气哼哼地说,要撤刘亚楼的职,空军司令应该让刘善本来当,刘善本是个内行。这是我头一次领教他的脾气,还真有点吓人。

不知道彭德怀当时因何故对刘亚楼不满。当然,他当时说要撤刘亚楼的职,只不过是借机发发脾气而已。实际上,要想撤掉刘亚楼的职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怀一个人所能决定的。

刘亚楼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情绪很不好。他当时身体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养,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

因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这个丢笔记本子的事情,后来了牵涉到了他。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当着我们的面大骂罗瑞卿:“空军丢了这么一个重要的本子,你这个公安部长为什么不去追查?为什么要袒护空军?你不破这个案,我拿你是问!”接着,他又骂刘亚楼和我。

吴法宪并不认为这个本子是让彭德怀生气的原因,因为他在历史上和罗、刘有些恩怨。

吴法宪说,红军时期,虽然一军团与三军团一样都是由毛泽东和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但两军之间还是有些差别。一军团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纪律什么的各方面都比较好,而三军团的政治工作就没有一军团好。罗瑞卿、刘亚楼长期在一军团工作,所以比较习惯一军团的管理方式。长征到了哈达铺之后,一军团与三军团混编,罗瑞卿与刘亚楼被调到三军团去工作。到了三军团以后,他们就仍然按照他们在一军团已经习惯了的方式管理部队,三军团的人对此怨气很大。为了部队轻装前进,减少伤员,罗瑞卿曾经命令杀死三军团的一些重伤员。钟伟把这件事告诉了黄克诚,黄克诚又把这件事转告给了一些其他人。三军团的人因此与一军团不和,彭德怀认为罗瑞卿和刘亚楼这么干是想削除他在三军团中的影响,因此对他们怀恨在心。

至于粟裕撤职这件事,吴法宪认为彭德怀的作法是欠妥当的。他说红军时期,彭德怀一直是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黄克诚也是红三军团的,是彭德怀的老部下,两人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以后,为了用起来顺手,就必然要把黄克诚调来当总参谋长。本来,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也是我们军队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战将,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林彪这个人自视甚高,但他却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视粟裕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彭德怀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还给他戴上了好几项政治上的大“帽子”。这几项大“帽子”一压就是好几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时也没能完全拿下来,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终身憾事。
其实彭德怀的山头主义也由来已久,他大权在握时只信任重用自己红三军团干部,排斥其它部队干部的山头主义的言行,并不比林彪逊色多少。

《杨献珍与彭德怀的交往》一文中写道,中共早在1945年上半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同志座谈会上,就批判了彭德怀的四大错误,其中之一便是有“入股”思想,搞山头主义(指拉三军团的山头),闹独立性。

军史作家张雄文称,彭德怀虽遭到批评,但一直如此。

1952年7月,从朝鲜归国的彭德怀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第一件大事便是立即将形同父子的原红三军团老部下黄克诚从地方调入军队,做了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将西北野战军时期自己的副司令员张宗逊(也曾任过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调上来,做了第四副总参谋长。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彭德怀的越级提拔,黄克诚不会这么早就进入军委统帅部,或许如同李先念等人一样,根本难以重新穿上军装,几年后授衔第三大将的结局自然也很悬。

黄克诚到总参后,成为彭德怀抓军委和总参工作的主要日常助手。虽然粟裕于1954年10月被毛泽东点名做了总参谋长,但黄克诚同一时间也被彭德怀提名做了军委秘书长,依然实际上全面负责主持军委和总参的日常工作,地位竟在粟裕之上。

彭德怀主持军委前,与粟裕并未共事过,尽管他清楚粟裕在华东屡打大仗胜仗,毛泽东也十分偏爱粟裕,但他就是信不过不是自己山头的粟裕,对黄克诚则百般放心。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军委并没有秘书长一职,即便在战事频繁的解放战争中也如此。1954年彭德怀提议增设此职,显然是因人设岗,便于安排黄克诚。

在军委秘书长与总参谋长的职权划分上,彭德怀曾在军委委员和各总部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借叶剑英的口说:“军委秘书长和总参的关系,军委秘书长是代表军委主席处理事务的,总参对军委要经过秘书长,至于工作方法,可以研究,但那是枝节问题。”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以反教条主义与个人主义为名,以黄克诚、张宗逊为先锋,先后整肃了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和郭天民、李钟奇、吴伟、赵凌汉等一大批将领,刘伯承、粟裕以外的人,还被打成“反党分子”。

张雄文在最后写道,庐山会议期间,叶剑英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还健在你都这样,毛主席百年之后谁能管你!能让军中元老叶剑英胆寒,彭德怀的山头作风也可见一斑了。
 

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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