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六四讲话:我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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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1 03:56:59

19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彻底开放为市场经济。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实行价格双轨制,有些物资除了按供求关系调整的市场价格外,还以特定的低价格提供给指定企业。一些官员或其亲属,利用权力以低价获得重要物资,倒卖到市场上赚取价差,谋取暴利。这些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的投机者,被称为“官倒”。从1988年至1989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曾经310次提到“官倒”。

1989年6月18日,一名中国解放军士兵手持步枪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执行戒严任务(图源:AFP)

“官倒”引起很大民愤。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期,针对高干子弟的“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是示威的学生和民众的重要口号之一。以致一些中共领导人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回应。

比如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1989年5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绝食请愿学生代表吾尔开希、王丹举行公开对话时,就在开场白中表示,自己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

根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李鹏的原话是:“很高兴同大家见面。今天见面只谈一个题目,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事深感不安,担心这些同学的健康。先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有什么事都好商量。我们不是出于其他什么目的,主要是关心。你们年龄都不大,最大的二十二、三岁,我最小的孩子也比你们都大。我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搞‘官倒’的,但都比你们年纪大。你们都如同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亲骨肉。
  
当邓小平作出在北京实行戒严之后,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对学生们提出的合理批评和建议,如惩治官倒、消除腐败、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将认真听取和采纳,以切实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就连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布的告北京市市民书也提到,“广大人民群众关于惩治‘官倒’,反对腐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要求,人民解放军给予坚决的支持。我们执行戒严任务,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正是为了创造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党和政府会代表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召见两位保守派政治局常委的李鹏、姚依林谈话时,也澄清自己家中没有腐败。邓小平这次谈话的要点,后来以《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邓小平说:“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邓小平还承认“官倒”、腐败是引发六四的原因之一:“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

六四结束后,1989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文章《要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里面提到:“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确实也抓住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抓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中的某些弊端。他们提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等口号以及发表的许多言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陪衬,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炮弹,但对我们来说,确实需要认真对待。因为这些问题恰恰是社会所瞩目,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也是人民群众不满之所在。”

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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