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邓力群尖锐谈话:胡耀邦赵紫阳缺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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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5 03:13:36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与被称为“左王”的邓力群的谈话备受外界关注。其中,两人都评价了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如赵紫阳、胡耀邦。

邓力群在回忆录中写道,1986年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找他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

邓力群称始终记着这个谈话。1989年,他在山东烟台将谈话内容仔细地复述了一遍,由赵少坪记录。他称,这次谈话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制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

邓力群表示,此次谈话,持续一个多小时,言辞之尖锐,是其一生中不曾有的。但,他说与邓小平的谈话气氛并不紧张,而是心平气和的。“我走的时候,邓小平还把我送到门口。”

邓力群称,此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深刻印象。王震后来告诉他,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但在谈话中,邓小平当着邓力群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他认为,在后来的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耀邦、赵紫阳的观点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小平的支持的。

邓小平与邓力群对话: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综编: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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