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中国宪法中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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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9 05:35:46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共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这是一部具备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由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国宪法的先例,从此中共与中国宪法剪不断理还乱。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却孕育着未来的线索。细数自《共同纲领》以来中国宪法中中国共产党的变迁,宪法中中国共产党出现次数变化的规律,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2016年首届“中国人权展”中的巨型中国宪法书模(图源:VCG)

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中国共产党仅出现一次,并且是作为统一战线的一员出现——“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一表述与中共当时尚未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一党专政的现状相适应,中共作为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但同时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员。

1954年宪法出炉时,中共已经完成社会改造,建立了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中共保持了克制,使1954年宪法成为一部公认的较为民主的宪法,中国今天施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制定。

因而,1954年宪法中中国共产党仅出现两次,并且都是在序言中。即1954年宪法第一句:“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涉及统一战线的“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两句虽都是陈述历史,并且不属于宪法正文,但两句强调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中国宪法的开始。当然,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党写入宪法,以宪法确认党的领导地位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

1975年宪法出炉时,正值文革时期,左的一套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宪法,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出现的次数达到创纪录的12次,并且不仅在序言中出现了4次,还登堂入室在正文中出现了8次,尤其是在规定国家基本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的总纲中出现了多达5次。在这部宪法中,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入宪,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一同在宪法正文中被规定为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序言中4次出现中国共产党,其中3次都是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革命与建设的胜利之类,另一次为“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正文中的中共是从立法上确立中共的领导。如第一章总纲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第二章国家机构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

1975年宪法正文中对中共领导的强调与权力架构,充满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也是后来最被诟病的地方之一,1982年宪法修改的主要着力点。更加为人诟病的是,在总纲第十三条中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二十六条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并列为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1978年宪法是对1975年宪法的修正,中共在宪法中出现的次数由12次下降到9次。序言减少1次,即最后一段“我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正文总纲减少1次,即极具文革色彩的第十六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第二章国家机构减少1次,即第二十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删除了中共对全国人大的领导。可能因为当时尚未恢复国家主席,第二十二条全国人大的职能中仍保留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国务院总理人选的条文。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拥护中共的领导被保留,由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改为“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总的来看,1978年宪法部分清除了文革的影响,中共在宪法中出现的次数首次下降,但总体上最为关键的条款如“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共对军队的领导等都得以保留。此外,由于“两个凡是”的问题,毛泽东作为个人以“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之名进入了宪法,出现多达5次,“毛泽东思想”也相比1975年宪法多了1次,达4次。更为重要的是,1978年宪法序言一开始,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强调“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之严重,比1975年宪法更甚。由此可见华国锋试图利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加强个人权威的迫切。

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制定,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出现的次数急剧下降到4次,并且全部是在序言中,中共完全退出了宪法正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退出了宪法正文,仅在序言中出现两次。不过,毛泽东主席的称谓也保留了一次——“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表述,也与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革却不否定毛的精神相一致。

1982年后,中共再未大规模修改宪法,宪法中中共出现的次数长期保持了稳定。1993年,中共修宪在序言中统一战线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使宪法中中共出现次数增加到5次。

2018年中共再次修宪,根据中共公布的修宪草案,将在宪法正文第一条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自1975年宪法后,中共再次进入宪法正文,从而使中共在宪法中出现的次数增加到6次。

总的来看,从1949年《共同纲领》的1次,到1954年宪法的2次、1975年宪法的12次,再到1978年宪法9次,1982年宪法的4次,1993年修宪后的5次,2018年修宪后的6次,中国宪法中中共出现的次数呈现周期性的上升,其背后是中国历史、社会的深刻变革。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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