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不承认外蒙独立的真实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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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8 03:50:50

上世纪初,外蒙掀起了一场独立风暴,然而从来不曾掩饰对蒙古领土贪婪的沙俄,在外蒙寻求独立庇护时却表示要尊重中国在外蒙的宗主权。

一战爆发前的形势限制了沙俄的扩张。图为1918年11月28日,中国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中外军队阅兵式,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图源:VCG)

沙皇俄国对外蒙古的野心并非一朝一夕,对中国之侵略尤为饥渴。就地理位置来看,外蒙地区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由西伯利亚的地势看,经济上开发富庶之地、工商业中心都在靠近在外蒙古的狭长地带,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所贯穿的地区。库伦、恰克图道贝加尔湖,地形向北倾斜,外蒙地区正居高位。这也是从沙俄到苏联,俄国人处心积虑地把外蒙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

雍正与乾隆时期,俄国人不断试探清政府以侵占蒙古,只因当时清朝国力仍盛,沙俄不得不签订《恰克图条约》、《布连斯奇界约》,划定了中俄边界以及俄国人在外蒙的贸易据点。

但他们时刻不忘蒙古,叶卡特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时期,俄国历史学家米勒(Миллер)递交的《与中国作战的考虑》备忘录中专门谈论了蒙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及它在地理上对俄国的重要性。19世纪初,沙俄传教士巴拉第(Archimandrite Palladius)潜入蒙古进行侦探活动后,在《游蒙沿途记》中声称“库伦与恰克图间的主人翁应是俄罗斯人。”

随着清朝国力衰减,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使俄人得到自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至北京的通商和在库伦设立领事馆的权利。同治元年(1862年)的《北京陆路通商条约》规定国境地带一百华里以内的无税贸易。这些条约都是清廷对沙俄的让步,使沙俄势力进入蒙古。

《蒙古考察日记》中记载,沙俄在库伦开办蒙语翻译学校,在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宗教大学设置蒙古语言研究专业,培养研究有关蒙古问题的专业人才。同时还以驻库伦领事馆和“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库伦办事处”,作为他们的“暴动政治中心”。“中心”以经商为名往来于恰克图、乌里雅苏台及各主要商路、驿道进行活动,“把精力用在利用蒙古人上”。同时,沙俄驻库伦领事馆在恰克图——库伦——张家口,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这两条驿道的每个台站,都派有一个名为“学习蒙语”的坐探,经常与清朝官员和蒙古王公接触,借此刺探情报。

然而如此积极经营外蒙的沙俄,在外蒙独立运动兴起之时却颇有回避的态度,这实在是当时世界形势所迫。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正是列强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时。姗姗来迟的美国为了进入中国,提出“门户开放”与“利益均沾”。1899年,美国再次照会各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保护各国条约及公法上的权利、保障各国在华的商业平等的原则。列强并不愿意答应,但是在实力最强的英国同意并推行后,各国只得遵守这个约定。

1902年,美国政府抗议俄国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侵犯满洲,违反门户开放政策。当日本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获胜后,在满洲取得以前俄国在此的特殊权益,美国随即要求日本作出承诺,维持各列强在满洲的机会平等。

有日本的遭遇在前,沙俄为了不让其他列强势力进入外蒙,自然不会扶持外蒙独立。沙俄的统治者十分清楚,除了支持外蒙古的“自治”外,“在这方面提出任何新东西”,都会“激起那些在中国相互竞争之国家同我们角逐。当然,在此种情况下,这些国家必定竭尽全力推动中国对恢复其对蒙古之统治作新的尝试或至少将竭力要求为本国臣民规定已为俄人所取得之特权。”

另一方面,沙俄逐渐将精力转向欧洲,20世纪初的欧洲已经分裂为两大阵营,战争一触即发。1911年8月,外蒙古四盟王公派代表去圣彼得堡请求俄国庇护时,沙俄政府认为“代表团之到达不合时宜”,“目前帝国政府不得不积极参与解决近东和中东各种尖锐问题;在蒙古问题上表现主动,从而削弱我国在西方问题上之影响,极不适宜。”因此沙俄政府决定“尽可能尊重蒙古人保持其特有习惯,同时又尊重中国重新确立对蒙古宗主权之意愿。”

在沙俄以蒙古独立运动的要挟下,1913年末,中俄两国发表声明,沙俄用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换取沙俄保留在外蒙的一切权力和利益。

库伦政府对俄国硬加与它的“自治”而非“独立”地位依然十分不满,因而认为“蒙人没有必要参加三方谈判”。然而在俄国的挟持下,库伦没有拒绝的权利。1915年6月7日,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外蒙自治以及俄国在外蒙享有的特权从法律上巩固下来。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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