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英雄主义为外蒙独立埋下祸根

+

A

-
2018-02-27 04:38:48

辛亥革命之际,外蒙古王公以及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决定独立,于库伦建立“大蒙古国”,活佛为帝,年号“共戴”。

徐树铮收复外蒙一事极具争议(图源:VCG)

由于沙俄只是想通过蒙古独立事宜向中国获取更多的利益,在中国政府的妥协下,中俄双方于1913年发表声明不承认蒙古独立,后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规定外蒙区域自治等问题。协约规定外蒙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通过该协约,中国获得宗主虚名,沙俄却保留了它在外蒙的一切权力和利益。尽管如此,对中国已是利好,中国势力得以重新进入外蒙地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废除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外蒙在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的同时,觊觎许久的日本也扶持谢苗诺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计划成立“大蒙古国”,并于1919年6月上旬派代表逼迫库伦当局表态。

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库伦内部也有了矛盾。外蒙的政体一向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后者强烈不满。

内忧外患之下,蒙古王公们策动撤销自治,以便恢复前清旧制,重掌大权。1919年6月20日,库伦派外交长车林多尔济来向驻库大员陈毅报告情况,说明外蒙古当局“实属困难万分”,“虽未明言请兵,而已露求助之意”。

中国驻库伦都护使陈毅了解外蒙王公意向后,立即抓住时机与库伦磋商增兵问题,“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6月28日,外蒙古当局就增兵事答复陈毅:“业经密商,佥称倚仰日人外援,将来必受其残毒手段。与布人联合成国,布人必喧宾夺主,万不可从。现在事机已迫,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议决后回禀活佛,深为喻许,意尤坚定……至此次进兵,即以面商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机密。外蒙既无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据此提出建议:“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民国政府响应尚算迅速,徐树铮9月份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辖第三混成旅(驻宣化)的第七团。

在等待驻兵之时,陈毅与库伦谈判撤职事宜。因为蒙古王公与僧侣集团都想最大程度地夺得权力而争执不休,陈毅在两个集团间不断协调,最终草拟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并经北京政府核定,只是王公和僧侣集团就个别条款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徐树铮插手后,事情向最坏方向发展。

徐树铮的职权是负责驻军,并未负有处理撤治问题的职责,然而在其受命担任西北边筹使兼西北军边防司令之后,便将西北边防军带到了库伦,架空陈毅接手对外蒙的交涉。

有文章盛赞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文史学者聂作平称徐树铮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一百余名士兵缴械。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

这种做法与陈毅大不相同,外交部的代总长也就是外蒙独立后第一位库伦都护使陈箓主张说:“惟外蒙自治一节,不惟载在协约,对内对外均经政府确切表示,国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轻议变更,而民族自治,为世界潮流所趋,尤不可显与背驰,致招他国非议。况自俄乱以来,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变其宿昔之态度,对于中央深表亲赖之意。如近日谢米诺夫(即谢苗诺夫)勾煸蒙人独立,外蒙官府竟不为动,足为明证。在我正应一意怀柔,使中蒙关系日益亲密。若轻堕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内向之诚,更恐别生误会,致来外力干涉。因之数年之功,败于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注意。”

但在如何处理外蒙问题上,北洋政府中,趁沙俄无力以武力收回占据了上风。徐树铮称“撤治用四字,而用恩用威……蒙性多猜,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他在没有请示任何人的情况之下否定陈毅所拟条例,并提出了自己拟定的八项对蒙新条款,不顾外蒙地方权利。

纪录片《北洋大时代》指出,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独立”,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廷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磋商取消“自治”过程中,外蒙最担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后本身利益受损,外蒙之所以对《善后条例》有争议,就是想保证权益的最大化。而徐树铮所提出的“八项条款”则将外蒙权益较《善后条例》更加笼统虚化,甚至强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倾向。

蒙古王公与僧侣集团大为震惊,遂联合一气,抵死不认。但徐树铮继挟持“内阁总理大臣”巴德玛·多尔济(Gonchigjalzangiin Badamdorj)、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又威胁“宽限一日,夜晚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库伦政府只得同意,于1919年11月17日,递交了要求取消“自治”的呈文。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饱受欺凌,徐树铮收复外蒙振奋全国,舆论界对此一片赞颂之声。孙中山甚至将其誉为班超:“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用,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然而徐树铮收复外蒙,功在当下,弊归千秋。在《清末新政为何引发外蒙独立风暴》一文中已指出,清末新政已让外蒙出现离心力,王公希望撤治不过是内忧外患下的一种选择。《北洋大时代》认为,徐树铮的行为反而让外蒙撤治的中坚力量和喇嘛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正是其蛮横无理的行径,将外蒙人心彻底推向对立面,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团当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蒙学专家札奇斯钦指出,很明显地看出徐树铮并没有脱离古代男儿当立功异域班超式的英雄主义,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以及“以夷制夷”的手段,所以对于一个有现代性的问题自然不容易有合理的解决了。其实从当时舆论反应来看,北洋政府也少有脱离旧式政治看法之人。

更为恶劣的是徐树铮在册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礼仪式礼节上有意折辱,札奇斯钦以十年前陈箓册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礼作比较,认为这依然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祟。

在徐树铮主持的典礼上,世代受清廷尊重的活佛被强迫对国旗、大总统像片暨封册各行三鞠躬礼,这是历代哲布尊丹巴从来没行的重礼。而且在哲布尊丹巴十年前曾即汗位的同一场所,徐氏南面站在他曾坐可汗的席位上,叫他面北接受册封。札奇斯钦指出,这不但是对活佛本人最大污辱,同时也太伤蒙古大众的自尊心了。后来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袖乔巴山(Coibalsang)在他的蒙古革命史里,特别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目睹这册封典礼的经过。其目的就是要用它来刺激蒙古民族的情绪。

徐树铮在完成这件极有历史意义的典礼后,不久就离开库伦,回到北京从事内争。而他离开后不久,蒙古王公与僧侣集团就向中国驻军发难,白俄与苏俄势力先后进入外蒙,从此,外蒙一直处于苏联卵翼之下,中国永远地失去了外蒙古。

撰写:栾泠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