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林彪争抢“国家主席”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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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1 21:20:53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共高层政争中,林彪事件迄今仍然是最为扑朔迷离的一桩。不论是中共官方,或者是西方学界,都把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形容为林彪文革生涯的转折点。中共党史一直声称,在庐山上,由于“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桩问题使得毛林关系出现了决定性的恶化。然而林彪因为自身状况,真的觊觎“国家主席”一职吗?而毛、林二人的冲突又真的源于此吗?海外学者孙万国与泰伟斯合著的《林彪的文革悲剧》一书,党史专家王年一、何蜀的文章以及历史学家高华都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文革中原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人民画报》第8期封面:毛泽东和林彪(图源:VCG)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建议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下简称“三八建议”)。文史爱好者朗钧认为,在官方的表述中,毛泽东在“三八建议”中只是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而在林彪“死党”的回忆中,毛泽东在给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后,留下一句活话:“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他倾向相信林彪“死党”的记述的“三八建议”,即毛泽东在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同时,又提出“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

朗钧指出,“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是虚拟语句,给林彪的遐想留下充分的空间,另事态的发展充满了悬念。正是有了这种虚实兼顾、言不由衷的表达,才可以解释林彪后来做出的一系列反馈性言行。所谓的“设国家家主席”之争均由此虚拟语句引发而来。

高华则认为围绕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发生激烈斗争的是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但真正的主宰还是毛泽东。

高华认为,最初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还以为毛是在试探彼等的反应,因为在历史上,毛就用过此计。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宣布毛将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有资料说,此消息好似“晴天霹雳”,不少工农群众痛哭流涕,以为国之将倾。

高华称,毛虽卸去国家主席一职,却充分享受了广大群众的热爱,所以1970年他才会质问向他劝进的林彪等:“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而在1958至1959年,只有极个别人才能看出毛的心机,高华举了几个例子:厦门一个幼儿园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不当国家主席是为了测验人民对他的信任程度;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作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还是毛主席当家。”;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说:“因为党权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更提出:“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是故,当毛在1970年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时,林彪、周恩来、康生等纷纷陈言,恳请毛担任国家主席。

林彪当年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一个理由就是“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头(吴法宪回忆,林彪这里说的是“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

高华就此指出,林彪和其他人的动机不一样。他认为,林彪的身体绝不允许他担任此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向毛要一个名份,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林彪有很大的影响。在文革前至1969年,林彪给“兄弟国家”建军节致贺电时,都是署“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但是从1970年起,就改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此一细节,正说明他对名份的重视。虽说国家主席一职只是一个名誉和礼仪的象徵,但是担任此职至少可以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

孙万国认为,这种说法固然不错,然而学者们在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诠释时,则不免沾染某种政治意味,盖其诠释大抵植根于毛泽东本人对此事件的论断,认为林彪自感处境不稳,必须在政府机构中取得一个高踞于周恩来之上的职务,才好巩固其接班人的地位,因此觊觎国家主席。

《林彪的文革悲剧》一书不相信林彪有意于主席一职。书中采访了几位党史专家,他们认为理由很简单:国家主席总要抛头露面,迎来送往的公务太多,全然不适宜林彪怕光怕风的健康状态,也不符合他闭门不出的遁世性格。尤其是接待外宾,最令林氏头疼。再说,林彪在1970年4月提议毛任国家主席时,就曾昭然明确地表示:“国家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

该书进一步指出,既然林彪无意为国家主席,何以他在毛泽东三令五申之后仍然坚持当设国家主席一职呢?一些怀疑官方之说学者解释称:林之推举毛当国家主席,只不过是履行“第二把手”应尽的义务,也切合他迎合毛的一贯倾向。同样的,陈伯达之同声崇毛,也可解释为一位失宠的政客,为博回毛的信赖,所表现出的百分之两百的忠诚。学者们还认为当时的上层领导,姑不论是林彪一伙、其他政治局成员,还是各部首长,乃至毛身边的人物,或迟或早,皆相信毛泽东尽管嘴上说不,心里却是想的——至少是会欢喜臣民屡屡劝进的那种荣耀。

王年一与何蜀的文章也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国家主席”并非毛、林二人交恶的根源,林彪与江青集团也没有因此事爆发过冲突。他们指出,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这其中包括江青一派。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

他们二人并不相信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的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而且目前也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而持这种说法的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综上所述,“国家主席”之争现存于中共官方叙事框架中,但各方学者以及史学爱好者对此存疑。

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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