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密战友反抗文革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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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8 01:26:59

中共官方将文革定性为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来自曾经的亲密战友们的阻力无时不在,尽管他们可能并非反对文革。

文革中的毛泽东(图源:VCG)

抵制文革的第一波浪潮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授意、江青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矛头指向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称其是要为彭德怀翻案。这一事件被视为文革的导火线,也是为文革制造舆论的标志性事件。但就在这一事件发酵过程中,首先就遭遇到了抵制或者说杯葛。

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同时也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该小组成立于1964年7月,专门负责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副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组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由于姚文元的文章未经中共中央批准,因而彭真将姚文元的做法视为严重错误、违背了中共的纪律和党内生活准则,对吴晗表示了支持。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试图将批判限制在纯学术范围内。同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其间,彭真、陆定一、康生曾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既没有表示赞同也没有表示反对。

然而,很快形势就急转直下。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多次与康生、江青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要求中央撤销《二月提纲》,批评彭真“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决议,撤销《二月提纲》并彻底批判其错误。5月4日,林彪掌握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将矛头指向“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被撤销,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撤职,文革开始。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鉴于党内走资派掌权,决定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闹革命”,首先被发动的是红卫兵运动。在红卫兵运动中,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时掌握中央权力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并不反对红卫兵运动,可能也同样有借红卫兵运动整肃政敌的想法,但作为掌握政权的人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天生的维护社会稳定的考量,1966年6月3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通过了李雪峰提出的文革八条——大字报要贴在校内;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注意保密;不准打人、诬蔑人;积极领导,坚守岗位,并向学校派驻工作组,为运动降温。

刘少奇这一举动,不仅引起学生的不满,也被毛泽东视为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声称,“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他们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再三督促下,工作组被撤销,刘少奇、邓小平稳定局势的举措失效。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邓小平失势。

老帅们最后的努力

在红卫兵打倒一切之下,尤其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掀起了夺权风潮,文革从学校蔓延到政府、军队,老革命们与文革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二月抗争”的总爆发。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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