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人到决裂:毛泽东与林彪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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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9 03:26:22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取得了全面胜利。在大会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与之相对的是,毛泽东中意的林彪正式作为接班人。

次年4月1日召开的九大上,由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林彪本人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

中共九大上,林彪作为毛泽东(左)的继承人被写入党章(图源:VCG)

冲突中的继承人

在这次胜利的大会中,林彪磕磕绊绊读出政治报告透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痕迹。

出于对文革认知的不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与毛泽东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了两份迥异的政治报告,这显示出毛泽东和林彪具有明显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分歧关系到中国政局的走向,核心是如何认识文革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表现形式是九大政治报告的立论基础和主导权。这种分歧当时只不过是停留在思想意识阶段,最后以毛泽东采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否决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而使这种争论暂告结束。

不过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与何蜀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指出,能够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证据尚嫌不足,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更多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的味道。他们相信,是因为庐山会议上,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毛泽东才“龙颜大怒”的。

这种冲突是必然会发生的。

尽管林彪与江青有过合作期,两人背后的集团在九大中摘取了胜利的果实,然而两个集团间的矛盾一直存在,并越来越尖锐。

长期以来林彪的形象一直被官方所丑化,似乎林彪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蓄意搞乱全国全军,以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这种观点也是国内史学界最为流行的说辞,但不少学者相信,在毛为发动文革的先期准备中,争取林彪的支持是极为重要的。

而林彪和那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老干部一样拥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拥护他发动的文革运动,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相应的对策。

同时,林彪严防江青文革极左派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决不允许江青在军队中找到自己的代理人。吴法宪回忆说“在军队怎样搞‘文化革命’的这个问题上,林彪与中央文革以至毛泽东之间,曾经有过不少矛盾和冲突。”“作为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林彪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一个是希望军队能相对地稳定下来,至少不要像地方那样搞得一团糟,否则如果敌人乘机入侵,就无法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也无法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代;另一个就是不希望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认为地方的事,应该让地方自己去搞。”

文革研究爱好者丁凯文指出,林彪领导的军委办事组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极左派矛盾在九大之后逐渐加剧,最终导致了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出面打击文革极左派骨干——张春桥,由此得罪了毛泽东,触及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铸下了毛泽东下了打倒林彪的决心。

1970年8月宪法修改小组在修订宪法草案时,张春桥删除了草案上的“标准政治用语”,一处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另一处是“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张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张这么做自然是有毛泽东撑腰,但他却不明说,导致吴法宪与张春桥大吵一番。吴事后向林彪及周恩来作了汇报。这也成为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导火索。

历史学家高华指出,关于“天才论”的争论是在捧毛的名目下,林彪集团向江青集团的较量。林系军人对江青文人集团的骄横长期忍耐,林彪等知道江青对毛有巨大的影响力,多年来敷衍江青,有时也吹捧几句,但很有分寸,叶群则加以升温,大捧江青。林系军人对老干部的下场也有兔死狐悲的感受,都使得他们对江青集团不满,林系军人在庐山上向张春桥挑战就是逼毛在军方和江青集团之间表态,毛在两天内经过权衡,认定林要“抢班夺权”,陆续採取措施,打击林系的势力。

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林彪没有意识到对张春桥的批评会引发全体与会人员的共鸣,那是人们心中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文革极左派的仇视。如果听凭林彪打掉张春桥,毛泽东拼后半生精力搞的文革就可能半途而废。庐山会议上的焦点并非所谓的“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而是毛泽东要维护他的文革大业,这才是林彪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不管毛因何打击林,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化。

个人英雄主义惹得祸

1970年12月,毛泽东指示召开“华北座谈会”,明批陈伯达,实打林彪,迟迟不让黄、吴、叶、李、邱“过关”。毛还特别批评叶群:“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他又针对军队改组军委办事组和北京军区,逼林彪检讨。

1971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外宾时,林彪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

高华指出,林彪由于其“个人英雄主义”作祟而放弃了与毛泽东和解的机会。然而他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毛泽东一方也开始布置,他自1971年8月15起进行了一次意味深长的南巡,走遍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浙江、上海等地,和各军区、地方负责人反复谈话,内容明确指向林彪。8月27日,毛泽东在同刘丰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从这时起,“设国家主席”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

毛泽东一再强调他的谈话不能外传,但仍是被林彪亲信透露给了林彪。根据《纪要》的规划,林立果准备在南巡途中暗杀毛泽东。凭借着“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汪东兴语),毛泽东于9月12日安然返回北京,使《纪要》彻底成为一纸空谈。而随后发生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等9人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1点55分,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2点25分左右,飞机在距蒙古国温都尔汗东北约60公里的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坠落,9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中国掌权者毛泽东和他指定的接班人林彪以暴烈的方式最后决裂,给中国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处于文革狂热中的人民难以接受毛泽东亲自树立的接班人竟然要刺杀毛泽东这个事实。当毛泽东自信的将《纪要》当成罪证公示全国后,林彪对文革中的弊病的看法反而得到认同,他们开始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毛泽东的权威迅速下降。

尽管毛泽东在宣传上把林彪事件欢呼为巨大胜利,也无法回避和掩饰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深受打击的毛泽东着手纠正一些错误。在周恩来协助下,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一大批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恢复了名誉,并被重新安排到领导岗位,如邓小平、陈云等人。

1975年初,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把邓小平重新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其用意在于尽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损失,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然而毛泽东不可能从整体上纠正文革的错误,所以当全面整顿“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趋势逐渐显现后,不肯改正对文革的“错误认识”的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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