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政变:对金日成集权的最后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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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9 23:02:51

金日成为了树立个人权威,对威胁到他的干部进行清洗,经过几年对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的排挤和打击,到1958年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毛泽东对此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Joseph Stalin)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

1958年,朝鲜已形成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图为该年12月,平壤市民欢迎从中国和越南访问归来的金日成(图源:VCG)

二战结束后不久,朝鲜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建国。当时的朝鲜共产党称劳动党,党内高层来源比较复杂,派系林立。总体上可分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军中任职的延安派,取得苏联国籍的莫斯科派,在朝鲜国内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国内派(或称南方派),在苏联远东和中国东北边境从事抗日游击战的游击队派(或称抗联派)。

游击队派和延安派被认为在抗日期间功劳最大,1948年9月9日,游击队派的金日成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被选为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和朝鲜内阁首相,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延安派则在1946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首届选举中取得了13席中的6个席位。两派是当时党内的最具影响力的派系,莫斯科派和国内派虽势力较小,但个别领袖人物在党内也很有影响力。

清洗各派

1948年,苏联红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学者沈志华指出,金日成失去了苏联的军事支援,那些对金日成的地位和威信构成威胁的各派领导干部开始遭到清洗。

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延安派中势力最大的武亭被金日成视为潜在威胁。1951年,金日成把朝鲜战争中平壤失守的责任归咎于武亭,称他是“军阀主义”,解除武亭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的职务并永远开除出党。在彭德怀的介入下,武亭一度被送往中国,1952年于平壤病逝。

被认为是毛泽东个人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在1953年2月所任的中朝军队联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职被崔庸健取代,3月朝鲜内阁改选时也被解除内阁内务相职务,改任递信相(邮政部长)。尽管朴已被解除与北京联络的职务,他仍不时和后者保持联系,这使金日成感到不快。于是,金日成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中点名批评朴一禹以“来自中国的代表自居”,拉帮结派,企图分裂党而将其软禁,并在翌年12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及撤销其党籍,最后被金日成处死。

随后矛头指向了莫斯科派与国内派。

1953年,地位仅次于金日成、朴宪永的朝鲜第三号实权人物、莫斯科派领袖许嘉谊在其办公室自杀身亡,其留有遗书称:“我用金日成访问时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手枪,离开这个世界。”稍后,该派二号人物朴昌玉被逐往苏联。

也是在1953年,国内派二号人物李承烨以“间谍叛国罪”被处死;一号人物朴宪永被监禁。1955年,朴宪永亦以“间谍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次年执行。

经过一连串的清算后,劳动党内的延安派、莫斯科派和国内派势力大受打击,而以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则正式崛起。

金日成觉得还不够,他认为权力必须集中。在劳动党内各派干部力量大体平衡的情况下,要想取得最高和全部权力,首先需要树立个人权威,让全党信服。在此情况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意欲仿校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实行个人崇拜以树立于党和国内的威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风潮并没有进入朝鲜,金日成指在朝鲜实行的政策和方针必须顾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不必事事跟从外国。

1956年4月下旬,朝鲜劳动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主要目的是针对莫斯科派进行人事调整。金日成的报告除了赞扬朝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成就外,就是反复批判朴宪永等国内派领导人以及其他“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金日成提出,有一些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已经接受了朝鲜国籍,又不愿放弃苏联国籍,为什么还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这些人全部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在71名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上届保留下来的只有28人,在45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新选43人,保留的只有2人。

追随金日成的劳动党副委员长金昌满指出:“我们党内没有个人崇拜现象”,过去出现过的,就是“在南方对朴宪永的个人崇拜,在北方对许哥而的个人崇拜”。同时警告大家,“关于现在我们党存在个人崇拜的言论不仅不能巩固、反而只会削弱我们党。因此,谁要发表这样的言论就处分谁。”

八月政变

对个人崇拜的隐忧以及对清洗的恐惧使其余派系走到了一起,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内阁副首相朴昌玉、工会主席徐辉、商业省省长尹公钦、建设省部长金承化等高级领导人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弹劾金日成,并秘密取得了苏联和中国的支持。

他们秘谋政变的消息早在7月底已在内务省护卫局局长李乙雪的告密后下泄漏,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金日成决定提早返国布置。

沈志华指出,一方面,金日成及其亲信南日等人频繁与苏联使馆接触,一再表示完全接受莫斯科的批评,同时指责这些反对派人物对抗党的方针并煽动不满情绪是“反党”行为。另一方面,金日成等人又分别地、反复地找一些有不满情绪的干部谈话,采取威胁、利诱等手段分化瓦解反对派队伍,如说服金科奉放弃撤换干部的主张,迫使朴义严琓采取中立立场,派遣金承化去莫斯科学习等。此外,还使用警察手段监视反对派干部,对他们的司机、保姆进行审问,并急召出访的内务相方学世回国布置防范措施等等。

经过一番努力,金日成取得了主动权。苏联不同意反对派关于撤换一批领导干部的核心主张。苏联还表明了不干预朝鲜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基本立场,这更让金日成感到放心。于是,在8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常委会议上,虽有一些不同意见发表,但最后的结论是: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犯错误的主要是许哥而和朴昌玉等人,对此“中央常务委员会将采取措施来予以清除”;根据目前调查的材料,没有理由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金日成提出党内“存在着派别和宗派活动残余”,号召全党加强警惕并与之斗争。

8月30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的反对者发起了猛烈的批评,但金日成的支持者取得了绝对性的优势。见大势已去,中午休会的时候,尹公钦与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建材局长李弼奎悄悄离开会场,潜往中国。

第二天的会议上,反对者已无力抗拒,大会做出决定:开除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党籍,解除崔昌益中央常委的职务,解除朴昌玉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上述问题均移交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审查。

八月政变,也叫八月宗派事件仅仅一天就失败了。

会后,整个朝鲜陷入大规模的搜捕和强力清洗之中,呈现在全体党员群众面前的情形似乎是“一小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的人策划了宫廷政变式的严重密谋事件”。

中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与苏共代表团商谈了处理朝鲜问题的意见。毛在谈话中对金日成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毛提出,中苏两党派人去平壤的目的,就是“劝他们团结”,“收回成命”,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毛说,“我们要对金日成说,我们不是打倒你,而是要帮助你,但是你必须改正错误”,毛还对米高扬说,金日成对我们有情绪,不听中国的,这次主要靠你们了。

尽管米高扬(Anastas Mikoyan)态度含糊不清,随着中苏联合代表团的来到,金日成仍暂缓了对反对者的清算。

9月22日,朝鲜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做出决议,承认8月会议上的问题处理方法“过于简单”。29日,朝鲜劳动党喉舌《劳动新闻》就发表文章称党会以再教育、劝导和解释的方式教导党内的滋事分子,以协助他们改过自身。朴昌玉和崔昌益可恢复原来的职位,尹公钦、徐辉和李弼奎的党籍也可恢复。同时,金日成又向莫斯科派传递党会替其平反的讯息。

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果然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之前的承诺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拖延不办。后来,波兰和匈牙利爆发危机,莫斯科和北京都去关注欧洲的问题,朝鲜的事情便暂时搁置下来。

1957年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了加强自身的力量和影响,中共不得不对朝鲜采取容忍和友好的方针,认可了金日成对八月事件的处理。

在苏、中两国表示不再过问后,金日成对延安派以及不满金日成的其他派系成员都遭到清洗。到1958年底,朝鲜形成了金日成一统天下的局面。

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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