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和中国外交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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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5 03:30:38

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可以视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民族主义莽撞外交后果之集中表现。从1926年北伐到1928年6月,国民政府奉行“革命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强力手段修正列强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即改变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态势——这个条约,不但要求列强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保障列强在中国的特权(本质上是北洋政府继承对清政府“以夷制夷”逻辑的一贯继承)。

《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第六条规定,“发生战事时,中国如不加入战团,应完全尊重中国中立之权利”。

当时的中国外交学者周鲠生曾经这样向国民政府建议,他说,所谓革命外交,“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中国与列强的不平等关系;“利用民众势力”,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触动列强在华的权利和地位,国民政府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简而言之,就是中华民族主义至上,中外“不平等条约”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承认,强迫原条约国重新与中国订立新条约。

总体来说,建政初期的国民政府,基本秉持了“革命外交”政策,随着国民政府北伐军队的不断北进,国民党多次鼓动民众冲击列强在华租界,以此强行接收了多个列强租界: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1927年1月10日,国民政府收回九江英租界;1929年4月国民政府照会美、英、法、荷等国,要求及早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1929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收回镇江英租界;1930年9月17日,国民政府收回厦门英租界;1931年1月15日,国民政府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并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了关税主权谈判。

与毛泽东建国后相对明智的“一边倒”政策不同(即在建国初期,将国力孱弱之中国外交政策纳入列强外交的范畴,这实际上是相对明智的,高明远过印度孤高自立之不结盟),蒋介石孤注一掷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严重触犯了所有列强的在华利益,引起了西方列强、苏联和日本的极度不满。

蒋介石对租界和关税权的不断接收,使得西方列强对南京政府的极度不满;蒋介石背弃孙中山的承诺,不承认苏联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特殊权利,引起了苏联政府对蒋介石的极度憎恨;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试图抵制变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特殊权利的尝试,以及受到南京政府支持的民众反日浪潮,使得日本对南京政府陷入深深的忧虑和敌视之中。这一点,早在1927年蒋介石对日本的访问中,就可以看出来。

1927年10月,蒋介石到访日本,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中,田中义一明确告知蒋介石,“列强中在贵国最有利害关系者为日本,日本对贵国之内争虽可概不干涉……只要国际关系(华盛顿公约)允许且不牺牲日本利权及其他之范围内(即东北),将不惜对阁下之事业予以充分援助”,“日本所希望的只在于维持满洲的治安”,蒋应“解决长江以南”,“巩固自己之地盘”即可,但蒋介石则表示,“中国如不能统一,则东亚不能安定,此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和也”,显然不曾变更自己的主张。

本质上讲,当时日本眼里的东北,就像八九十年代美国眼里的台湾,明智的中国政治家,都会在这种极为敏感的问题上非常审慎,但蒋介石显然看不到这一点。

事实上,会谈结束后,蒋介石即在日记中表示:“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更灼然可见矣!日本尝以北洋军阀为对象。自满清甲午以来,凡与日人交涉者,类皆腐败自私之徒,故使日人视我中国人为可轻侮,亦积渐之势然也。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然彼田中仍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而相见不诚,则余虽不能转移日本侵华之传统政策,然固已窥见其政策之一斑,此与余固无损也!”

然而,蒋介石并不清楚的是,他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和对华盛顿公约的肆意破坏,无论出发点是否正确,实际上都使得当时的内战不止的南京政府在外交上处于众矢孤立之地,这是极度危险的。更为糟糕的是,蒋介石本人并不清楚自己处境的危殆,他天真的认为自己可以充分利用列强的矛盾折冲樽俎,从而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东北易帜之后的中东路事件,实际上就是这一愚蠢妄行的集中体现。

蒋介石是一个民族主义外交狂想家,这使他遭遇了极为惨痛的灾难(图源:VCG)

1929年,南京政府之所以敢于挑起中东铁路事件,主要原因有两个:

1、南京政府在英租界问题上通过强硬手段迫使英帝国接受了既成事实,这种过时的经验,刺激了南京政府的雄心,使得蒋介石和张学良认为苏联也会吞下这颗革命外交的苦果;

2、蒋介石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遭到西方和日本的敌视,美英法日等国一定会支持南京政府在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这是蒋介石外交冒险的最大依仗。

然而,蒋介石同时误读了这两点:

第一,大英帝国在一战之后厌战情绪浓烈,民众坚决反对战争,维持在华租界早已力不从心,大英帝国的退让是可以理解的,但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则完全不一样;

第二,列强在意识形态上固然反对苏联,但列强更关心自己在华的现实利益,列强在华外交是以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行事,对于列强来说,苏联在中东铁路问题上的特权,乃是华盛顿《九国公约》框架下的合法权利,南京政府试图剥夺苏联中东特权的举动,乃是蒋介石破坏华盛顿公约下列强在华特权的又一明证,不可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果然,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迅速采取武力措施,打击制造事端的张学良部队。与此同时,列强纷纷谴责南京政府破坏协定,反而倾向于苏联的立场:

7月18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面告蒋介石的驻美大使伍朝枢,中方强行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触犯国际法;7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MacMurray)致电史汀生: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已把从苏俄“收回权利”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总问题联系起来”;美国政府应就此事向中方表明,美方在中国的条约权利,不容剥夺,同时要求南京政府制止中国报刊继续发布充满民族主义的刺激性言论。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詹森、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及法国驻美大使克劳德等均表赞同,一致认为不应在撤离治外法权问题上向中方让步,以免助长中方气焰,使日趋恶化的中苏冲突难以解决。

7月20日,法国外长白里安(Aristide Briand)表示,中国早就想占有中东路了,防止苏俄“赤化宣传”,只不是一种贪婪之民族主义主张的借口罢了;7月22日,法国驻美大使克劳德也表示,中国夺取的中东路是苏俄的产业,从国际法(华盛顿公约)的观点看,蒋介石政府的理由是站不住的。

8月,日本政府建议列强联合向蒋介石政府施压:反对中国单方面废止条约权利。

就这样,蒋介石政府顿时陷入了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外交困境,并被迫在中东路冲突失败后寻求妥协。此次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孤立危险之民族主义外交后果的第一次展现,两年之后,一场更加危险的灾难将直接报复到这个自负孤高的冒险者身上,并让整个国家付出代价。

撰写:王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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