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中共民主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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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03:00:50

民主生活会是中共的一种内部会议,主要指党员在支部、党小组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活动制度。“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邓小平的这个建议,后来成为中共民主生活会的形象概括。

1950年6月,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图源:VCG)

反对家长制作风 提出党内民主生活制度

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比较严重。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回忆:“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曾任中共早期中组部部长的周恩来也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

有鉴于此,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关注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1928年,周恩来在谈到如何贯彻中共六大决议时说:“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1929年,中共中央指出:“各级党部在可能的范围内,都要尽量地扩大党内民主……各级委员会的工作,不应由书记或主席包办,应经过大多数委员的共同讨论。”同年,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允许个人发表意见,允许争论。

毛泽东曾这样反思党内民主:“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1937年刘少奇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说:“领导机关应当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负责人员在党内没有特权,不应斤斤于自己个人的领导地位,不自高自大,应服从多数,服从纪律,接受下面的批评,倾听同志的报告,详细地向同志解释,用平等的兄弟的态度对待同志,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的同志,大公无私地处理问题。这是民主的精神,我们每一个干部都应当具备这种精神。应当用这种精神来改造自己并教育同志。这正是党内所需要的民主。”

随着中共党内民主理论的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实践也在不断创新。1942年延安整风,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生活方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整风期间,周恩来曾多次主持会议,讨论如何“自我反省,各人检讨自己的缺点”。他认为,“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如果不愿做反省功夫而自满自傲,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和缺点,或者不善于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而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那么,这个人和这个政党就一定不免于失败”。

文革时期,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达到顶峰,中共党内民主荡然无存(图源:VCG)

刘邓提出建立民主生活会 遭毛泽东打倒

1949年中共建政后,国家总体上从战争状态转到建设状态。为顺应这个转变,中共迫切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

与此同时,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共在工作中暴露的缺点,1956年中共八大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在适当的集体中经过充分的讨论,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对于按照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决不能采取排斥态度。

遗憾的是,中共八大召开后不久,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反右倾斗争接踵而至,严重破坏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党员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一言堂、家长制等现象在党内蔓延。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以后,中共高层再也无人敢讲真话。

然而,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毕竟是严酷的现实。1961年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人批评说:“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是有削弱。说是政治挂帅,不少地方成了书记个人决定问题,特别是第一书记不点头,什么事都不能办。党的政策、重大问题,却很少集体讨论,这实际上是没有政治挂帅。”“党内民主生活是个大事,要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然,整了风,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个制度,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教训,反思党内民主。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建立民主生活会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民主生活会”的概念。

2月6日,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发言指出: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刘少奇: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从这些讲话不难看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共高层对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建立有了一定共识。

在七千人大会闭幕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刘少奇这些感受很深的话脱口而出,令当时在场的人十分震动。不久,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自喻“非常时期大总统”,说:“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被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刘少奇在这里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责任,但大家都知道,最大的责任者是毛泽东。

刘少奇这些发言最终激怒毛泽东。毛泽东明显感到自己选择的两位接班人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在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权威受到挑战。他与刘、邓的关系开始决裂。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后,在朱德、贺龙等人的劝说下,刘主动找毛作自我批评,并于1965年1月13日召集周恩来等17人开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征求意见和听取批评。也是在这期间,毛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文革初期,刘、邓果然分别被定为“头号走资派”与“第二号走资派”,一起被打倒。因此,刘、邓提出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与执行。

1987年1月,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以民主生活会的名义罢免胡耀邦。图为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在家中,这是胡耀邦生前最后留影(图源:VCG)

批评与自我批评PK民主集中制

文革中,毛泽东大搞一言堂,党内民主生活制度更是受到空前破坏。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认为,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陈云也指出:“关于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革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81年,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要求县级以上党委坚持每半年开一次党委常委(党组)生活会,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准则》的情况,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中共第一次规定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制度化。

1990年,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要求“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既参加所在支部、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又参加定期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民主生活会”。1992年,中共十四大修改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参加民主生活会。2000年,中纪委、中组部又印发了《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决定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由原来的一年召开两次改为一年召开一次。

从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中共民主生活会鲜有亮点可陈,外界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1987年初,中共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召开民主生活会,一连数天,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遭猛烈批评,最后黯然下台,两年后饮恨而终,引发“六四”事件。

另外,中共建立民主生活会制度的初衷是反对家长制作风,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旨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实现党内民主。这与民主集中制原则相冲突。所谓民主集中制,按照中共的解释,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相结合的一种制度。但从实际来看,从来都是集中高于民主。

撰写: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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