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元老周佛海:反复的政治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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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8 20:17:38

周佛海为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投机分子。其个人政治色彩随着政治投机活动而变化多端,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一大”代表之一,一度是政坛大红人物,“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爆发后又以卧底身份与汪伪政权合作,为国民党的抗战做出了幕后贡献,但同时也做了一些有愧于历史和人民的勾当。

1943年年4月8日,周佛海乘飞机访问“满洲国”(图源:VCG)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周佛海一直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中共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一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一心去读他的圣贤书去了。

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首先就是担心自己的安全。当时的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但对于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是严加防范的。周佛海回到日本后便被监视,他害怕因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会受到日本政府的排斥,由此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在日本专心读了几年书的周佛海,在大学即将毕业面临着回国谋求职业的严峻局面时焦急万状。周佛海曾回忆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有考进学校,非常忧虑;学校快毕业,却又非常恐慌。没有进学校,不能领官费,饭都没有吃,哪里能读书?毕业离开学校,官费不能再领了;如果找不到职业,饭都没有吃!哪里能革命?哪怕你志气比天还高,哪怕你野心比海大,不能生活,什么都是空的。志气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生活,生活,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我当时有两个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学的教授。因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很出风头。陈仲甫(独秀),李守常(大钊)也都是那里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号召,也有相当的虚荣。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当时北大学阀的门,又关得相当的紧,哪里能够如意?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看见很多留日同学,在那里任编辑,薪水最多的,每月是150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150元,也可心满意足了。但是谈何容易!商务的编辑,虽然没有北大教授那样困难,但是也不容易到手。

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共产党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共产党。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此后十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

然而由于日本的侵略,周佛海逐渐变得悲观,他与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

在日记中周佛海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1938年,长期被蒋介石“架空”的汪精卫见当时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于是想借此机会重揽权柄。而周佛海此时审时度势,与陈公博等团结在汪精卫的旗帜下,汪精卫政府之所以能够顺利成立,与周佛海的大力运作是分不开的。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中央政府。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核心官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产生的,伪政府实际上是周佛海炮制而成,在周佛海自己的日记中,对于这段历史,他本人是十分骄傲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但是随着美国的参战,周佛海看出形式对日本极其不妙,于是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联系,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亲笔回信,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计得一点都不错,一年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

虽然周佛海想不通日本为何会失败,但他早已为自己寻得退路,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重要卧底。周佛海不仅暗地里时有庇护军统特工,还常用自己的电台向重庆传送情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佛海当机立断,联系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表示自己当时控制的一万多人的武装力量愿意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稳定并恢复国民政府在上海地区的统治。因此,抗战结束后,陈公博等其他汪伪高层或逃遁或被捕,周佛海却由戴笠委任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协助维持上海秩序。

所以当陈璧君、陈公博等先后被捕入狱时,周佛海仍只是被国民党方面软禁于白公馆中,除了不能出门及打电话外,饮食起居有专人伺候。然而抗战结束之后群众对汉奸的清算热情空前高涨,周佛海的处境优渥,迟迟未被起诉审判令公众感到愤怒,社会媒体纷纷撰文质问国民政府意欲为何,而民间也有人频频发问,陈公博等排名在周佛海之下的汉奸都已接受法律的审判,而作为“大头目”的周佛海反而逍遥法外?

在社会及党内外压力之下,国民政府将周佛海移交司法程序。

1946年9月中旬,周佛海被押解至监狱。负责公诉的是南京最高检察院检察官陈绳祖,在周佛海入狱之后,陈绳祖立即展开调查,于1946年9月19日、21日、24日至26日连续对周佛海进行侦讯,10月2日向法院提交起诉书,指控周佛海“参与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伪币资敌、签订卖国的中日基本条约、以汪伪特使身份出访满洲国,以及招募伪军、公卖鸦片、搜刮物资、奴化青年”等罪行,认为“无一而非祸国殃民之举”,指其触犯《惩治汉奸条例》。11月7日上午11时,南京高等法院的“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罪,宣布将周佛海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经过杨淑慧周旋,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签署减刑令,给予周佛海特赦,由死刑转为无期徒刑。 就这样,沸沸扬扬的周佛海案落下了帷幕。

综编: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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