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被打成“右派”:李富春为何坐视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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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3 05:24:37
 
朱镕基才思敏捷,年轻有为,从政初期就受到马洪和高岗的赏识。后又得到李富春的提拔。但是,朱镕基耿直的性格让他被打成右派,一直对他十分青睐的李富春却没有伸出援手。

1951年7月,朱镕基自清华大学毕业,适逢东北急需大批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便毅然决定到东北地区。朱镕基作为清华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到达东北之后,不久就被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在这里,朱镕基工作十分出色,负责东北工业生产的东北局委员兼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十分欣赏他。

“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图源:VCG)

在马洪的举荐下,朱镕基于1952年升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年轻有为的名声也通过马洪传到高岗、李富春等东北局高层领导那儿去。

朱镕基在沈阳只待了一年时间。这期间,朝鲜战争正激烈展开,朱镕基所在的东北工业部计划主要是负责整个东北地区工业生产的计划和调度,在准战时的条件下,工作十分繁重。

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为主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小组,并在全国开始实行国家计划经济为主的领导方针。

在1952年11月正式宣布组建国家计委时,马洪被从东北调进京,在经济内阁出任负责常务工作的国家计委副秘书长。朱镕基被马洪点名,随之进京,成为国家担任国家计委属下的燃动局综合组组长。从地方副科级升为中央直属部委正科级,连升两级。

调朱镕基进京,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他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工作中表现的才华与成绩,受到高岗、马洪的肯定。二是,他原为清华学运干部、清华学生会主席,在北京有很多人事关系,有利于新工作的展开。

朱镕基履新之初,就奉命赴各地厂矿了解情况,为国家计委1953年第一季工作要点及构想预作准备。

朱镕基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跑,了解情况后写出的概要,成为国家计委第一季工作报告的部分内容。该报告由高岗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在1953年1月15日的批复中说:“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以照此进行工作。”

接着,朱镕基便正式参加国家计委负责制定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工作。

正当五年计划编制将近完成之时,出现了“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权力斗争。

“高饶事件”后,国家计委主任一职,由李富春接替。

1954年8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国家计委党组,以李富春为书记。9月29日,毛泽东任命李富春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

李富春担任国家计委主任时,各大区刚撤销,各省市计委刚成立。为了进行归纳总结,国家计委设立八个专业组。朱镕基参加了地方工业的专业组工作。由于朱镕基工作认真,归纳能力强,书写表达上乘,故地方工业专业组便由朱镕基为代表,向李富春提出报告。

1955年1月22日,朱镕基与李富春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接触。朱镕基向李富春汇报,从投资方向、发展速度以及政策和措施等,简明扼要地作了说明。李富春十分满意。

自此,朱镕基常被国家计委领导或李富春找去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或奉命去解决一些难题。

1956年,朱镕基被李富春提拔,任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帮助李富春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和协助起草文件、报告或编制计划等。尚未到而立之年的朱镕基,由于才思敏捷,又善于抓住重点,工作勤奋而效率甚高,又有李富春这样的老资格领导人的提拔,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中国计划体制的建立工作。

1957年,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变成了“引蛇出洞”,之后在全国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1957年,朱镕基向国家计委领导要求调动工作,表示愿做些具体的工作。李富春很惋惜办公室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干部但又很理解朱镕基的要求,便批准调朱镕基任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朱镕基对新工作非常投入,他觉得党和领导是理解他的。

此时,由于1956年苏共内部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和“波匈事件”使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毛泽东决定在1957年搞一场全民整风运动。动员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人民帮助整掉中共身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1957年5月1日,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正式发出全民帮助整风的号召。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

在此期间,国家计委党组也召开了座谈会,李富春亲自到会动员,请大家畅所欲言。朱镕基最初在座谈会上没有发言,但是为了避免冷场,朱镕基被再三动员,于是涉世未深的他站起来讲了三分钟,人为国家计委和地方省市计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和提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的现象正在蔓延滋长,对国家计委的工作有害无利。

朱镕基的直言被领导肯定,认为是为了帮助中共整风的模范带头行为。但是,“整风”最后却变成了“反右”。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部署,由各地各级中共党委动员工农群众反击右派。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从此揭开了“反右”斗争的序幕。

朱镕基所在的国家计委,正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展开反右的。朱镕基虽然凡事并不盲从,但也不是激进分子,整风开始以后,朱镕基继续埋头工作。当时朱镕基死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参与了“二五计划”的制定,虽然并非决策者,但这个时期的工作经验对他后来作为中国经济最高负责人是有用的。

在上面要求加强清查右派分子的压力下,国家计委对整风中的发言作了排队,发现朱镕基的发言可以被视为“右派”。在大抓右派运动初期,朱镕基的言论还没有划归到右派,但在运动后期,重点转入抓党内右派时,平时他因为性格耿直,有人讥讽他“清高”和“目无领导”,因此为工作而开罪了不少领导和同事的朱镕基,也在劫难逃。朱镕基的同事,现任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

1958年4月国家计委正式宣布朱镕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开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朱镕基就这样在即将踏入而立之年时候,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变为政治贱民,朱镕基百感交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

当时的右派生涯漫长而痛苦,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

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

一直赏识朱镕基的李富春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保护朱镕基?

反右开始的时候,李富春在国务院十个副总理当中排名第九,在李先念之前。毛泽东当时虽然不像文革中那样一言九鼎,但是对党内的控制已经相当稳固,何况反右并不触及党内高层,因此即使是善于团结和统战的周恩来,也无法保护他所熟悉的故旧如陈沂(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张权(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等,尽管他很清楚他们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右派。周恩来尚且如此,李富春就可想而知了。李富春曾被毛泽东誉为“党内最守纪律的人”。

1957年反右运动,李富春出席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看一个干部要看本质,不能单看一时一事的表现。翌日李富春回到计委立即布置防止扩大化。不过,朱镕基还是被“扩大”了,毛泽东这番话说了等于不说,因为全国的反右都只是看干部一时一事的表现。

李富春本人在1975年抑郁而终,当时他不可能预见朱镕基会继承甚至超过自己。1978年,马洪要朱镕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朱镕基为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朱镕基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恢复了朱镕基的职务。朱镕基从上海市长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常务副总理再到总理,只有八年的时间,当然在此之前他经历的人生坎坷,是李富春未曾体验过的。历史为这两个长沙人先后安排了相同的职务,但是朱镕基大器晚成,获得比李富春更好的治国机会。

综编:安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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