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邪教引发的蒙汉仇杀 中国赢得内蒙却丢了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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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1 05:16:06
 
“近年来一大批汉人涌入蒙古,沿着这种途径形成社团,居住在库伦及蒙古其他地方。光绪17年,在内蒙古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汉人突然叛乱,任意屠杀喇嘛及平民,男女老少,并烧毁了许多防务。如果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将会使我们遭受巨大的灾难。”

这段话出自1911年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派代表团前往俄罗斯寻求沙皇政府帮助独立时的请愿书。长期以来,对于外蒙古独立大多从国际关系解读,极少有谈及蒙古独立背后的民族问题——蒙古族与汉族的矛盾,尤其是发生于光绪17年(1891年)的民族仇杀。按照马克思哲学的观点,如果说,国际关系是外因的话,无疑民族矛盾的内因才是决定性因素。

1913年法国摄影师斯蒂芬·帕塞(Stephen Pasay)拍摄的蒙古喇嘛与白塔(图源:The Wonderful World of Albert Kahn)

汉族的外迁与蒙汉矛盾

1712年,清圣祖康熙皇帝下诏“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终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其后果之一即是清朝人口暴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一文,1741年清朝直辖区人口为1.4亿,到1794年增加到3.1亿,50余年翻了一番,到1840年已达4.1亿。

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必然超过原有土地的承载能力,引发人口大规模地向新开发地区迁移。比如有名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长城以北的蒙古、满洲地区原本是禁止汉族迁入的,但在人口压力下清朝政府也不得不默许汉族出关,进入内蒙古、东北三省。

雍正元年(1723年),面对山东、直隶等地饥荒,清政府采取“借地养民”的政策,允许饥民翻越长城进入热河都统辖下的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最初清政府采取的是“燕行”政策,即汉族春季前往长城外开垦土地、耕作,秋季收获后返回关内。蒙古贵族也乐于从汉族耕作中收取地租获得收入,因而甚至通过将蒙古族妇女嫁给汉族的方式使部分汉族得以列入蒙古旗籍长期居住。

根据《光绪朝重订承德府志》卷23记载,到乾隆47年(1784年),热河都统辖下卓索图盟喀喇沁三旗(今内蒙古喀喇沁旗)、东土默特两旗(今辽宁阜新县、北票市)境内汉族居民已达45,410户、182,891人。也就说,随着汉族的不断迁入,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已发生变化,原本的主体民族蒙古族实际成为了少数。

因应这一变化,清政府在热河都统下按照汉地惯例设立了承德府,下辖一州五县——平泉州、滦平县、丰宁县、赤峰县、建昌县、朝阳县,以汉制治汉民。从而形成汉制的府州县与蒙古各旗衙门犬牙交错的局面。

在这种杂居的情况下,蒙汉矛盾逐渐积累。既有蒙古族地主压迫汉族佃农,也有汉族商人在交易中坑骗蒙古族。时任昭乌达盟盟长、敖汉旗贝子达克沁对汉族异常残暴,汉族人如果担柴草等物到贝子府街出售,往往被其奴仆苛罚责打。如有汉族人违禁上山砍柴,轻则鞭挞辱骂,将柴草焚烧,没收绳子、担子、斧头、镰刀,重则施以酷刑,“如以碗口粗小树砍去枝梢,削其顶为尖,将犯山人衣服尽脱,并将小树弯在地以索尖插入肛门,陡一松手将人撅在半空,旋即落地,摔得脑浆崩裂”。其子四喇嘛也不遑多让,随意增加汉族佃租,夺人田产。

蒙古族长期从事游牧生活,并无商品经济观念,在与汉人的经济交往中常常处于下风。如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衙门在出售土地时并不依据土地面积大小,而是看买主的经济实力,富人高价穷人低价,并且还不约定具体的面积。结果汉族人以1顷(100亩)地3两银子的代价就买走了旗内所有适合耕种的土地,而当旗内蒙古人想耕作时就变成了1两银子1亩。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下风,无疑在蒙古族心中加深了汉族狡诈、贪婪的印象,对汉族充满了怨恨。

此外,汉族的经济活动也促使蒙古族贫富分化加剧,更增加了底层蒙古人的怨恨。19世纪后半期天主教传入这一地区后,蒙汉民族矛盾更加复杂。最终酿成汉族暴动屠杀蒙古人,蒙古人则借清朝镇压屠戮汉族。

对于最终酿成汉族暴动的原因,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堪蒙古族的压迫,尤其是达克沁的压迫,暴动的首要目标、损失最大的即是敖汉旗。出生于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的清朝蒙古族教育家汪国钧是这次暴动的亲历者,在记述本旗近代史的《蒙古纪闻》一书中,则认为是汉人“反客为主,欺辱蒙古人”并“相习成风”,汉人暴动的原因是企图利用人口优势拒绝纳租,“这正是蒙古人最为愤恨的一点”。

不过,无论是什么原因酿成的暴动,蒙汉矛盾激化是确定无疑的。平定暴动后,直隶总督李鸿章、热河都统奎斌在给光绪帝的联名奏折中也写到“蒙古、客民结怨已深”。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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