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VS丁玲:延安整风中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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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9 20:35:45

在《知识分子的红色延安:从圣地到破灭》一文中已提及,延安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毛泽东希望的利器,而是将批判的匕首投向中共。在两位将领的震怒下,毛泽东开始了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后,文艺青年丁玲消失了(图源:VCG)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的萧军、艾青。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会议,亲自过问《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党内老同志、重要将领、文化人等70余人出席。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胡乔木见火药味浓重,在旁边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随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宣告停刊。

4月7日,中宣部组织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开会,严肃批评了研究院整风时出现的偏向。之后,研究院不断派人与王实味谈话。范文澜说:“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

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实际上,王实味的这几篇文章,在延安整风前的这股文艺思潮中并不是锋芒最突出、最尖锐的,为何选择王实味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这股新潮的始作俑者丁玲或者其他人呢?

丁玲自己认为是毛泽东把她和王实味做了区别,在她的文章中如此写道,在最初的批评中,毛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对我们党、对我们的干部有批评,但也有积极的建议,我们要不同地看待它们。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但是丁玲没有说的是,在批评之下, 丁玲迅速收回了她的主张,然而王实味一直拒绝公开认错并改正。《解读延安》一书显示,毛泽东一直到5月下旬是还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并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

到了6月,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作新问题“揭发”出来,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对他的指控。当延安文艺界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后,毛泽东也赞同了这种判断。

从这之后,王实味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以托派分子、特务、反党的罪名接受了几乎是漫骂式的大批判,直至最后被开除出党。

随着对王实味事件的彻底清理,影响解放区文艺以至后来统治文坛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终于出台。

5月2日,有100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农民阶级的支持,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将“工、农、兵”三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作为“推动”革命机械的引擎,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服从于政治,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换言之,文艺要再次为统一战线而服务,要将反帝、反封建作为最重要的工作,而普及是最为紧迫的任务,要不怎样动员大众?

此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

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实味事件的解决,最终是以知识分子个性解放和人性化追求的全面挫败为代价的。因为文学艺术要服从政治集团的意志和需要,要成为战争的“毛瑟枪”,这决无商量之余地。

座谈会后,延安渐渐不再有“某某家”这种说法,作家、画家、诗人统称“文艺工作者”。高冷的学院派学会了扭秧歌,每到一地,群众便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无论看起来多么违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成为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文化军队”,这些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也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一柄利剑。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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