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老虎”先后落幕 为何军政府不容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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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9 19:45:05

2017年11月28日,中国官媒新华社公布原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在接受组织谈话期间自杀。张阳的自杀或可以视作中共军队中山头主义的一种全面失败,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军政府也一直在中国难以成功。防止出现军政府和“枪杆子”指挥一切,自古至今都是中国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军政府自古不容于中国政治文化,中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左)、郭伯雄虽执掌军权十余年,面对中共的查处也只能束手就范(图源:新华社)

军政府自古不容于中国

2009年上映的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献礼影片《建国大业》中,1948年国民政府举行行宪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蒋介石如愿当选第一任总统。副总统则在军人出身的桂系李宗仁与文官出身的孙中山之子孙科之间产生,蒋介石曾对李宗仁说:你不要当总统了,我们两个都是军人,当了总统别人会说我们是军政府。蒋介石为何有如此一说?一切都在于军政府自古以来都不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对于管控“枪杆子”就有一套自己的体系。

《史记·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中国现代文学家郭沫若曾以之作话剧《虎符》,中共建政后更被收入教科书中。信陵君所窃之虎符就是中国古代节制“枪杆子”的措施之一。

所谓虎符即是调动军队的凭证,实际是以虎符收统兵将领的调兵之权,使军政与军令分离。统兵将领掌军却无调兵之权,天子手握虎符独掌军权。秦始皇就曾以虎符收了丞相吕不韦的兵权。

进入封建社会后,军政与军令的分离更加细化。以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代为例,养兵练兵属于军队,人事行政、后勤、调动属于文官政府,相互平行,互不统属,统一服从于君主。隋唐继承北周的卫府制度,军队平时分散于各卫府,由卫府负责军队的训练及日常管理;军队的后勤补给、人事晋升、作战谋划由兵部管理,马匹由太仆寺掌管,兵器由军器监制作;兵部的作战命令不能直接向卫府下达,需经政事堂由宰相们商议,经皇帝认可后才下达给卫府。卫府大将军位高爵崇,非有战事能做的也就是处理文书而已。

这一分权制度为后世各朝沿用,宋朝的枢密院掌握调动权,禁军太尉直接掌握军队,兵部负责人事、后勤。明朝五军都督府分掌全国各卫所,统领全国军队,兵部负责人事、后勤、调动。

在分权制衡之外,宋朝还出现了文官武将的分途,形成相互平行的两套运作系统。在这之前文武官员并无严格区分,上马掌军下马管民,出将入相是平常事。西汉景帝时,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被授予丞相之职;唐太宗时,李靖作为武将在反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被授予文官最高职位尚书左仆射。北宋朝廷在制度安排上,抬高文人、文职官员的地位,贬低武官,以文官压制武官。明朝时,甚至出现了只有文官才能挂帅出征的潜规则,同时还有御史、宦官出任监军。清朝直接将官员品级分为文官武官,同品级武官实际地位低于文官,文官从二品的巡抚就能节制武官从一品的提督。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这一套军政军令分离、以文制武是成功的,一旦遭到破坏很大几率就会出现军事割据、军政府,如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军阀割据。清朝末年以平定太平天国为开端,军事体制遭到破坏,地方官僚集团崛起,最终酿成20世纪前半期的军阀割据局面。

中共政治建军 党指挥枪

中共正是在中国军阀割据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1927年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将枪杆子的重要性提高了极端重要的地位。也就在同一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江西吉安三湾村整编起义部队时,将中共党支部设在连上,一切重大行动必须经党组织讨论通过,实际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开始了中共的政治建军。

1929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中共确立了政治建军原则,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1938年,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党指挥枪”。“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为了保障中共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了在军队建立党组织之外,中共还向苏俄学习建立了政工干部制度。政工干部与军事干部平行,共同领导军队,政工干部还被赋予了军事行动的最终决定权。最初的政工干部是党代表,顾名思义是党在军队中的代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长期担任红四军党代表以及红一方面军、红军总政委,1937年红军总政委撤销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中共军队政治、军事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担任主席直到去世。

同时,中共军内还有党的前敌委员会作为党领导军队的常设机构。如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担任的就是红四军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也曾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因而才有了邓指挥淮海战役的提法。

中共建政后,“党指挥枪”的思想落实到制度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中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也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从法理层面确立了中共对军队领导的合法性。

在制度安排上,中共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际上是同一个机构,其组成人员和对军队的领导职能完全一致。中央军委主席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武装力量,决策和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强调对军队与革命的作用,但同时又提出“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算是在文革这样混乱时期军队仍在中共、毛泽东的掌握之中(图源:VCG)

在地方,战争年代原有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军区被分割为较小的军区,最多时地方大军区多达13个。如华东军区就被分为济南、南京、福州三个大军区,西北军区被分为兰州、乌鲁木齐两大军区、西南军区被分为成都、昆明、西藏三大军区,仅东北军区未变只改名为沈阳军区。

大军区之下是省军区,省军区之下是军分区,再之下是武装部,作为同级政府的军事工作机关,独立开展军事行政工作。为了加强中共党对军队的领导,同级党委书记按惯例兼任同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军区司令或政委同时又进入同级党委常委会,武警则由公安部门党委书记兼任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在中央层面,中共仿效苏联设立八大总部,总参某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训练总监部、总军械部、总财务部,权力一分为八。海军、空军、公安部队、铁道部队、基建工程兵部队等军兵种先后建立军兵种司令部,与八大总部业务上存在领导关系,行政上却互不统属、平级,地方驻军又同时接受大军区、军兵司令部双重领导,从而使总部、军兵种司令部、大军区仅统一于中共中央军委,统一于军委主席。

2016年军改后,七大军区变为五大战区,四总部一分为十五并由解放军总部降为中央军委下属机构,新设立了陆军司令部、战略支援部队以及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指挥权收归军委,陆军集团军18个变成13个并赋予新的番号、调防。与此同时,郭伯雄、徐才厚等军中“大老虎”先后落马,清除郭伯雄、徐才厚军中遗毒,扫除山头主义。形成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格局,军内的权力制衡,“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加强化。

1973年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考验王洪文和邓小平这两位“接班人”,曾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同年年底,毛泽东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仅成都、昆明、新疆三大军区司令因任职较短未动,就连被视为毛泽东心腹的许世友也由南京军区调任广州军区。就算是在文革这样的混乱时期,军队仍然处于中共、毛泽东绝对领导之下。军中大老虎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担任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时谋求更上一层楼,尽管已经打通了负责全军人事工作的总政治部的关系,却被总后政治部卡住,由此可见其制衡作用。

相互制衡之下,既保障了中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将军队与行政机关区隔开来,中共中央成为统合军队与行政的唯一机关,除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之外,任何机关都无法插手军队事务,而军队尽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举足轻重,却难以直接影响行政。也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权力交接,虽有风波,但都在和平的环境下顺利完成,实现平稳过渡。郭伯雄、徐才厚虽长期掌军,在中共调查其贪腐行为时也只能乖乖就范。

撰写:荏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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