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假象:明朝火器天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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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5 19:44:44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被各方拥趸热捧,其中的军迷对明朝的火器极其自信,称明朝的火炮重创葡萄牙军、制裁倭寇、让蒙古军臣服。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将军迷的说法发扬光大,塑造了一个输给满清却拥有先进火器的明朝军队。至此,明朝远胜于清朝也就成为了共识。

戚家军装备火器并不多,因质量太差容易造成士兵兵变(多维记者:周聪/摄)

可惜的是,无论明朝火器天下第一还是胜于清朝,都是假象。

从史料上看,朱元璋自起兵时就已经发现火器的重要性,使用了火铳。但这时军队中火器的装备并无定规,文献记载也无法获知军队装备火器的具体比例。

在明朝一统中国后,开始着手建立专业火器部队和规定火器在军队中的比例。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正式下令规定:“凡军一百户,铳十,刀牌二十,弓箭三十,枪四十”。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四门,手铳筒十六个,火枪二十支,火箭和神机箭各二十支等等。以上洪武时期明军所装备的火器与冷兵器一与九之比,明显地反映了明代火器装备的普遍,并且已有一定的定制。成化二年(1466年),明将郭登向朝廷建议,步兵“用神铳手十,弓箭手十,刀牌手各五,药箭强弩手十,司神炮及火药者八,杂用者七”。按照这一规定,当时明军步队使用火器的士兵,已经占编制总数的1/3左右。

到了明英宗时,对火器依旧看重。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六年(1441年),辽东总官兵都督敛事曹义向朝廷奏请:“原领京库铜铳已给军事,恐冬寒操备至有摧折,今各卫库所贮远年造成铁铳七万五千有奇,请令修理,给军操演,遇警仍用铜铳。”正统九年,明英宗认为,原各边装备的铜铳数量太少,恐怕延误边备,于是决定“于原数外,量宜增加辽东五百三十五,延安绥德等处八百三十,永宁二十,宣府三百,宁夏一百,甘肃五百”。正统十一年,又规定:“给延边火器,大同甘肃手把铜铳五百,碗口铜炮四百;宣府铳五百,炮二百;密云铳三百,炮一百;辽东炮一百;独石炮四百”。

此时的火器技术当时世界一流。然而此后,明朝的火器技术再也没有进步,中国已经要开始引进国外技术才能勉强跟上世界水平。

15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三种火炮:即长炮、加农炮(现代榴弹炮的原型)和迫击炮。16世纪前期,意大利人N·塔尔塔利亚(Niccolò Tartaglia)发现炮弹在真空中以45度射角发射时射程最大的规律,为炮兵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明朝火器自身进步十分有限,如不设瞄准装置的问题一直不改,但他们依然以“先进”的火铳为傲。

嘉靖元年(1522年),5艘葡萄牙舰船在珠江口外进行挑衅,被明军击败,2艘舰船及20多门佛郎机炮被明军缴获,明廷开始大量仿造“颁其(佛郎机)式于各边,制造御虏”。

嘉靖二十七年,明军在收复被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火枪的工匠和枪支,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明神宗万历十六年(1588年)造出了史书上称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即鸟铳。

但实际上,这些鸟铳已经落后于日本。

万历二十年朝鲜战争一开始,火器便成为战争的主角。日军依仗先进的铁炮,仅两个月就从釜山打到了平壤。平壤之战中,日军为掩护攻城部队,用铁炮射杀城墙上的朝鲜守军,因守城士兵所用弓弩的射程不及火绳枪,纷纷败退;柳成龙感慨日军铁炮“其致远之力,命中之巧,倍于(朝鲜)弓矢。来如风雷,其不能当必矣”。日军遂轻取平壤。

万历二十年末,明总兵官李如松奉命率近4万明军赴朝抗倭。这支军队里携带着当时令人叹为观止的种类繁多的火器装备,但在平壤一役中,日军在城墙上做土壁,多穿射孔,望之如蜂巢,用铁炮从射孔向外发射弹丸,令明军伤亡甚众。明军只能依靠佛郎机炮取得优势,遭受重大损失的日军丧失作战信心,主动退出平壤。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文章里被神化了的三眼铳已经被发明出来,但是直到万历时期还没有普及全军。从万历二十三年,三眼铳开始配发辽东,至天启朝,制造和使用规模才开始扩大——《明熹宗宝训》卷四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戊申:“谕督师辅臣孙承宗:佛朗机二十副,内提炮八十个、三眼铁铳五百杆。”

明末时,辽东各镇几乎都以三眼铳作为制式装备,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普遍装备着三眼铳。根据辽东镇于崇祯三年(1630年)的编制,正兵火器营的基本战术单位”队”,即是全装备三眼铳部队。

其实三眼铳的威力不及鸟铳,只是胜于简便“北兵不耐烦剧,执称快枪三眼铳便利过于鸟铳,教场中打靶,鸟铳命中十倍快枪,五倍弓矢,犹自不服。”此戚少保语也。临阵时“其催锋陷阵凶狠无过灭虏炮,简便无过三眼枪,第临阵张皇之际,岂暇细认照准星,只要演得苗头不低不高,临事点放得齐,后边装替得快,装不误打,打不误装,更番熟习如雨不绝,斯为得法。”

简便是一方面,鸟铳的质量是另一方面。

稍早的时代,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称“惟有火器,是我所长,但火器又有病痛。……或将铅子先入,或忘记下铅子,口原是歪邪大小不一,铅子原不合口,亦尖斜大小不一,临时有装不入口者,有只在口上者,有口大子小临放时流出者,有将药线捻不得入,用指引唾而捻者,而将火线灭了者,此类皆放不出,已有二十杆矣。放出高下不准,润湿不燃者,又有四十余杆。得中者,不过二十余杆。内有中其腿及马腿,非致命所在,又不能打他死。其中他致命处而死者,不过十数人。夫以敌数千人冲来,岂打死十余人,可使之走乎?是如今我与诸君还未出门,还未见敌,先已算输了。”

《纪效新书》中记载:“近来,洞晓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不任怨任真责成工匠,听其卷成铁筒,粗细薄厚不均……甚至单筒卷成,举即炸损。”

稍晚于戚继光的火器专家赵士桢称,由于愚蠢落后的制度,导致工匠不愿将上等的火器交给政府,由此出现了一等品外销、二等品内部交流、三等品上交政府的窘境。

从三眼铳后来变成民间婚丧嫁娶道具的命运看,其不精准的缺陷应是一直未加弥补。

也就是说,到了明末,北方军队其实已经无好火枪可用。从数据上看,明军在对后金作战中,主要使用的单兵射远兵器仍旧是弓箭,大量不便移动的固定火炮在机动作战中很难发挥作用,明军相对先进的单兵火器在实战中连三成都不到。而此时的欧洲已经向簧轮枪过渡。

在火炮方面稍微好一点,当17世纪初“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来到东亚后,荷兰人装备的先进火炮——“红夷大炮”被明朝所得,由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负责仿制该炮,并列装全军。虽然这种炮质量不佳,但在明末连这种大炮都难以制造,其质量和性能参差不齐,往往难以合格。明廷只能大量建造小炮以数量取胜。

然而这些小炮在对阵中更无作用,萨尔浒之战(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满人歼灭明军车营的战斗里,“其时明军万人,置大炮一百,小炮一千,虽布列枪炮千百,仅击亡我后方役兵两人。数人仅中皮肉,并未致伤,犹有一人弹丸透其煖帽,未见受伤。皆乃天神助我避之也(《满文老档》)。”

后金军在攻打沈阳时,明军曾准备了一千辆炮车,配置据《熊廷弼集》所载,“每车置灭虏炮两位、位各重一百二三十斤,放之安稳不动。如五六十斤者,每车安定三位”,这样一算总数足有两、三千门之多,然而还用着冷兵器的满人轻蔑地说“我兵在辰刻到达,在辰刻就立刻攻取了,所有的七万敌兵全杀了……(《重译满文老档》)”。

不过清军已经发现火器是利器,从努尔哈赤时也在军中逐渐装备火器。到了皇太极时期,佟养性改造的红夷大炮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强大的热兵器了。待受过葡萄牙军事顾问亲自传授火炮技术的人才也投降请军后,此时清军的技术、工艺已经不输明朝了。

由于中国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物理学与化学始终没有发展,就不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火器技术,单纯依靠外国技术输入。待到乾隆开始闭关锁国之路,清朝火器只有衰落一途。

撰写: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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