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档案解密:毛泽东“委屈”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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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1 04:02:12

毛泽东“委屈”的真正来源是1945年至1949年间中共和苏联交往中受到的多次不平等待遇,主要包括1945年重庆谈判的退让、1948年毛泽东访苏计划的流产和1949年初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意图。在本文中,作者依据苏联解密档案,对毛泽东“委屈”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和阐述,以廓清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作者崔艳红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本文摘自《红广角》。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图源:VCG)

1949年12月16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当天下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根据翻译师哲回忆,当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却说了一句颇为出人意料的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页。)这句话似乎预示了这次毛泽东访苏之行的一波三折,也预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的分分合合。毛泽东说这句话,似乎不符合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身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第一次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呢?他的“委屈”究竟从何而来呢?

毛泽东的“委屈”并非来自“左”倾中央的排挤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打击排挤”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教条主义“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才重新进入领导层,经过延安整风排除教条主义影响后,最终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的确排挤打击了毛泽东,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打击毛泽东。恰恰相反,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对毛泽东及其所探索的中国化革命道路相当重视和推崇。例如,1930年4月15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马马耶夫(Mamaev)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的建制、政治教育、官兵关系等情况;(“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9页。)同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都要学习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尤其是在各级建立党支部的制度。(“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第237-247页。)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及其他媒体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至1936年间,《真理报》各种文章提及毛泽东达60次之多,而且均给予很高的评价。(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1934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苏区早已被排挤的时候,苏联国内将毛泽东若干文章汇编出版,书名为《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装订印刷颇为精美。这是毛泽东的著作首次面世,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重视。(“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除此之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在毛泽东遭受“左”倾中央排挤打击的时候,尽量保护毛泽东,保留他在党内的部分领导职位。1932年,中共中央开始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共产国际对此并不反对,但对毛泽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Artur Ewert)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Osip Piatnitsky)的电报中,认同毛泽东的错误,但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做法,因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对毛泽东“只能采取和善的说服方式”。(“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18页。)1934年3月27日,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将毛泽东送到莫斯科养病,以此达到彻底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目的。(“李竹声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01页。)对此,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不宜去莫斯科治病,应该留在中央苏区治疗,只有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医治而有病死危险时,才能去莫斯科治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04页。)共产国际的反对使毛泽东能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并发挥作用。在共产国际的保护和支持下,毛泽东尽管被排挤,但仍保留了一些重要的职务,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圈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毛泽东赫然列在第10位,排在王明和张国焘之前。(“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第286页。)此后,“左”倾中央曾多次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均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正是因为有政治局委员这一身份,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遵义会议,向“左”倾中央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

更为重要的是,就在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意图和毛泽东争夺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等人则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任弼时和王稼祥,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8月初,王稼祥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随后,在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传达,毛泽东获得全党的一致支持,面对这种情况,王明也只能放弃自己的想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8-519页。)如果共产国际不是支持毛泽东而是支持王明,那么中国的革命将完全是另一种局面。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和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也十分清楚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他的支持和帮助,他在此后多次讲话中都对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在30年代遭到教条主义“左”倾中央的排挤,但并未由此对苏联和共产国际耿耿于怀,那么他见到斯大林时所表达的“委屈”又是从何而来呢?

毛泽东“委屈”的真正来源是1945至1949年间中共和苏联交往中受到的多次不平等待遇,主要包括1945年重庆谈判的退让、1948年毛泽东访苏计划的流产和1949年初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意图。这些不平等待遇并非完全指向毛泽东本人,而是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利益的行为,这使毛泽东心潮难平,因而在面见斯大林时要直抒胸臆。

毛泽东“委屈”始发于重庆谈判中苏联的冷漠态度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美苏经过协商,都基本实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东欧,外蒙也随后宣布独立,苏联的战略安全和国家利益得到保障。美苏两国都希望保持这种态势,尽力维持势力范围内的稳定,坚决反对对方侵犯自己的势力范围,避免在势力范围以外地区因为任何争端而引发的对抗乃至战争。在中国,美国支持蒋介石政府,苏联支持共产党,似乎是很明确的。实际则不然,在这一时期的诸多重大问题上,苏联或者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退让,或者不表态。而苏联即使是持中立态度,实际上就是不支持中共。在解放战争多次重大关头,中共都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均事与愿违。苏联的冷漠态度、不支持中国革命的立场乃至牺牲中国革命事业来确保苏联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引发毛泽东不满和“委屈”的真正原因。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中国未来的走向扑朔迷离,其关键就是国共两党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1945年8月12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赴重庆参加和谈的邀请。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发动内战争取时间,另一方面也迫于美国的压力,因为美苏两国此时都不希望中国爆发内战。正在中共党内对此进行商议的时候,斯大林在8月14、20和23日向中共中央连发三封电报,要求中共参加和谈,而且保证毛泽东谈判期间的安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8页、第345-346页。)在经过激烈争论后,毛泽东决定赴重庆参加谈判。

编辑: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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