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要给李宗仁1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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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13 02:33:52
 
1962年,30岁的耿文卿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担任内勤,分管内部事务和收发文件。

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外保密,成员都有兼职或挂职。对台办副处长杨荫东的公开职务是国管局交际处副处长(实际上国管局并无交际处),耿文卿则以统战部干部身份对外开展工作。

对台办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负责的联络人,联络人都编有代号,代号和相关信息只有对应的主管掌握,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原文刊于《中国新闻周刊》第827期(2017年11月6日),原标题为《冰封时节的秘密对台工作》。
郭德洁去世后,李宗仁娶胡蝶之女、 27岁女护士胡友松为妻。图为两人合影(图源:桂林李宗仁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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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人

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因朝鲜战争而搁置的台湾问题被重新提到重要议程上来。

7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简称“中央对台小组”,其办公室1955年组建),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孔原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

对台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他说,台湾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有国际因素,要从中、美、苏“大三角”的全局来考虑台湾问题。他还指示,要注意“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的情况,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上。

1962年,耿文卿进入了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来乍到,他对国民党和台湾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台办副主任杨荫东拿出了毛泽东1958年执笔、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四篇对台湾文告,以及周恩来的相关谈话纪要,让他学习。杨荫东还让他整理档案,熟悉历史。起草重要文电时,杨荫东有时口授大意让他起草,有时让他撰写第一稿,着意培养他。

工作最忙时,为了及时处理文电,杨荫东把行军床安在办公室,连续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

耿文卿没有见过罗瑞卿,因为对台工作和统战工作密不可分,中央对台工作小组主要由统战部副部长徐冰负责。耿文卿多次去徐冰在景山东街的家取送文件。

对台办主任由罗青长兼任,杨荫东担任副主任。对台办的日常工作是联络上层,“互通声气”。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上的报告,总有一段与台湾有关,也由对台办起草。

对台办通过与国共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寻找渠道,把大陆的主张传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谈话拟就的“一纲四目”政策,就是张治中抄录于致蒋介石的信件中,由杨荫东安排传递到蒋氏父子手上。

其中,章士钊是在台湾上层有较大影响的人。周恩来曾三次带罗青长登门看望章士钊,研究台湾情况。

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的对台政策。

联络人一共40多位,对台办称之为“对台工作关系”。联络人再通过在海外的关系(即中间人),向台湾传话。每次联系,事前都需口头报告上级,事后再写书面报告。

对台办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负责的联络人。联络人都编有代号,代号和相关信息只有对应的主管掌握,但负责内勤的耿文卿几乎都会经手。至今,这些代号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记在他的脑子里。

今年85岁的耿文卿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治中与在台湾的长子时有通信。耿文卿曾奉命去提醒他,注意警惕其中的策反内容。

对台文件都属于绝对机密,一般是毛泽东看后批给周恩来,由周恩来亲自办理,或交由廖承志等少数几人办理,从不经过秘书。办完后,周恩来就把卷宗锁进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1961年,中共方面得到情报,在日本搞“台独”运动的廖文毅欲派遣刺客潜赴台湾暗杀蒋介石。毛泽东批示:“此件送蒋先生。”批示退回,工作人员一头雾水,问机要室主任如何执行,机要室主任把批件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对台办通过关系,把消息传给了对岸。据说,后来章士钊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现在支持你蒋先生的就是毛先生。”

对台办成员王亿擅长书法,负责誊抄信件。信用毛笔正楷书写,直接交到联络人手中,联络人再交给中间人,以保证信息不走样。

起因是,一次周恩来批示:“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这句本意为:告前途双方(蒋经国和陈诚),好自为之。传递过程中,不知哪个环节被加了一个冒号,变成:“告前途:双方好自为之。”意思变成了大陆和台湾各自好自为之。

信件传到台湾,台湾有时会有反馈,对台办接收后再报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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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密使

台湾方面也以各种名义和各种关系派人来大陆,寻求与中共高层接触。一次,派了3人到北京,1人驻香港。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想摸中共对台政策底牌。

但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我们要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因此,照样会见他们。

还常有人前来联系,自称是解放前被派到台湾的线人,有对台关系。

由于真假难辨,对台办曾在王亿的提议下,把1949年前后去台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档案全部调出来,花了几个晚上,最后整理出一份2,000多人的《对台地下关系名册》,包括姓名、职业、去台时间。为严防泄露,不用复写纸,全部用钢笔手写。

但有些人又自称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发展的。而且解放初期台湾地下党遭到全面破坏后,一些幸存的情报人员关系被交由总参。因此,这些人的身份仍旧复杂难辨。

曹聚仁是毛泽东唯一接见过的使者。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转告台方:将暂停炮击,以7天为限,让蒋军补给,条件是决不能由美国飞机和军舰护航。但曹聚仁却将此消息在《南洋商报》上率先披露。

中央本想对曹聚仁进行批评,后来不了了之。一天晚上,对台办开会研究,罗青长表示:“对于曹聚仁,也不能全盘否定他,他还是挺辛苦,还是爱国的,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不完全听我们的话。”

曹聚仁1972年在澳门去世,周恩来批示:“片纸只字,统统运到北京。”他的书籍纸张等物被运到北京,专门腾了三间屋子才装下。耿文卿花了整整一周时间,仔细翻阅每一本书、杂志,翻检每一页纸,将信件、报告复写稿等手写材料挑出。整理完后,叫来曹聚仁的女儿、电影演员曹蕾,送到广安门火车站托运回去。

中央不用曹聚仁后,另一位使者成为重要的沟通渠道。

1963年12月初,周恩来在张治中、罗青长陪同下,乘一艘海军护卫舰,经过一夜的航行,来到珠海唐家湾附近一个小岛上,与一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秘密会晤。

这次秘密会晤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测,甚至有传言,对方是陈诚或蒋经国本人。传言不实(详见本刊2015年第42期《建国初期的两岸秘密往来》),但对方身份高度保密,却是不争的事实。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位使者的身份依然没有解密。“此人是大陆方面与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联系人,也是大陆方面所有对台关系中唯一至今未公开姓名的联络人,只有中央政治局和对台工作小组及对台办的人知道。”耿文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当时,此人身份的真实性和情报来源也曾引起怀疑。对台办曾专门研究讨论,但周恩来指示说:“不要在这上面费脑子。别管他是真是假,从哪来的,反正消息是从台湾来的就行了。他怎么说你们怎么报,判断是我的事,不需要你们判断。”

罗青长也曾指示台湾研究所:“你们给中央主要提供资料,不要整天企图用你们的看法影响中央,弄一些判断。你提意见可以,正面提,是真是假,该怎么办,中央能判断。”

王亿曾查了十年的报纸,把“唐家湾使者”每次送来的消息和报纸上的相关新闻进行比对,最后证明消息是可靠的。

3
密电

“唐家湾使者”有消息,会告知联络人,联络人写成文字交给北京设在香港的机要负责人,再由交通员送至深圳。设在深圳的两名专职机要员将其转译为密码,发至北京,再送到机要处,译成文字。

此时,通常已到了凌晨1点多。被电话叫醒后,耿文卿会马上起床,去机要处将电报中的暗语和代号译出,文字整理通顺,再去罗青长家里把他叫醒。罗青长批阅后,马上送至印刷厂印刷(对台办和印刷厂、车队等后勤机构都在一个大院里),再由专人送到中南海,直发中央政治局成员。

一切办完后,通常已是凌晨三四点了。大家聚到一起吃顿夜宵,再回家继续休息。

这项工作,耿文卿一直做到1985年离开对台办,几乎每天如此,风雨不误。文革前,“唐家湾使者”提供的情报每年有上百万字,文革后也有几十万字。

由于香港的联络人使用的是从右到左竖排的繁体字,而印刷厂是横排简体,经常会闹出笑话,比如“1963年”被印成“1693年”,“少奇”被印成“奇少”。

在香港还设有一名单播机要员。耿文卿解释,单播机只能收报,不能发报,就像《潜伏》里余则成用的那种。这名机要员的任务,是接收北京的指示。有时,这个过程中也会闹出误会,如指示带某人来京,结果带了另一个人来。

1964年,一次因天雨路滑,周恩来在西花厅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对台办递送的文件。在他的指示下,对台办搬迁进了中南海。

编辑: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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