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犯上 彭德怀反击:你老奸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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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03 14:27:33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周恩来说:“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三天后,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本文摘自第598期《华夏文摘》增刊,作者蓑笠翁,原题为《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1938年春,周恩来和彭德怀在火车站合影(图源:VCG)

一、庐山会议前后

罗瑞卿曾经撰文:“建国以后,在反对高岗、饶濑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历次斗争中,周总理都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决扞卫者。”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态度,可见一般。

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就曾写过一个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委托周恩来,进言毛泽东,但是周恩来推却不干。周恩来此举,自然同反“反冒进”之后所受到的批判有关。事实上,自那以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向毛泽东谏言过,更谈不上在重大决策上坚持正确的意见。周恩来已经从对毛泽东推行的政策的忠诚蜕变为对毛泽东本人的忠诚。大陆官方党史界把在1966年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看法作为周恩来不同意此提法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广为宣传。然而事实的真相则是周恩来仅是对于一个文字性的提法质疑,毫无对其内容的谏言。此事也充分说明了大陆官方在维护周恩来的形象方面的捉襟见肘。

1959年7月14日,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两天之后,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定下关于此事的处理方法--“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毛同时要求周恩来通知彭真等上山。周恩来比刘少奇敏感的多。刘少奇当时还建议会议再开一周便结束,而周恩来在20日就批评了周惠,原因就在于周惠批评刘建勋等人的“假大空”。这种调子明显是和毛泽东发彭德怀的信的意图是不一致的。周恩来开始转向。转向的同时,周恩来还故意回避李锐的话题。李锐在19日或者20日问周,毛对彭的这封信如何看待?周说没有什么吧。

此时的毛泽东采取不同寻常的态度来警告周恩来,希望周恩来能够站稳脚:第一个就是彭真一上山,就代替周恩来主持会议的讨论工作;第二个就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周恩来,或点名道姓,或旁敲侧击,诸如“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同时又说“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没有经验。”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非完全信任与敲打。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彭德怀在庐山上书,毛泽东批彭是不对的。但是只有一个毛泽东批,也是批不起来的。而这种左的路线,就需要左的干部去执行。1940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对此单世联先生这么揶揄陈伯达: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周恩来不也是这样的人么?周恩来也跟上了,而且还能在文革的浪潮中全身而退,如果不左,而且有时候要极左,周恩来又如何能熬到最后?然而周恩来在左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然而这正是大陆官方所不愿面对或者故意遮掩的地方。

7月23日,彭德怀对周恩来说:“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然而,周恩来一语点破:彭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的骨头在“反冒进”之后就不再犯上了。

7月26日,周恩来批评彭德怀“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分开”,彭德怀则针对周明明知道经济困难而不敢言感叹:“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批彭的时候,周不忘向毛泽东表示忠心:“驯服就是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彭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

庐山会议之后,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应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的要求,在会上作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的报告。

报告将彭德怀的历史分成15个时期:(1)平江暴动及其以后一段时间;(2)立三路线时期;(3)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期;(4)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5)长征、遵义会议;(6)张国焘分裂时期;(7)北上长征时期;(8)洛川会议及其以后、东征以后西征;(9)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10)华北抗战时期;(11)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12)七大前后;(13)西北野战军时期;(14)抗美援朝时期;(15)主持军委工作时期间。周恩来历数彭德怀的历史问题。除此之外,引人注目的是,除了彭德怀以外,周恩来把张闻天和黄克诚也列入“高岗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重要成员”,这一次是“高饶事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虽然周恩来表示:“我也不能说对彭德怀同志的历史问题知道的完全的清楚。”但是这并不妨碍周恩来对彭德怀的历史来个总的清算和鞭挞。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刘少奇作口头报告谈及彭德怀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时,周恩来插话表示:彭德怀是高饶事件中的主要成员。

二、彭德怀被“揪回”北京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着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对于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笔者根据种种不同材料,推断出“揪回”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周恩来主持的的中央项目组的会议上,做出把彭德怀揪回的决定。戚本禹指派阎长贵向朱成昭传达了此命令。但是朱成昭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在此情况下,朱成昭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然而朱成昭第三次派人,则是受了周恩来的直接命令的。这也是朱成昭在其自述和接受宋永毅先生采访时一直坚持的:抓彭德怀回来是周恩来直接下令的。根据阎长贵先生同笔者私下的通信也间接证实了此点。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愤,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周恩来对于彭德怀的关心远远不如对毛泽东的指示或者江青的提议所做出的反应来得及时。

三、彭德怀被批斗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一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这恰恰从另一方面证实,彭德怀在北京遭到的批斗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同意的。

王力回忆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来找我,他是王稼祥的女婿。他坦率的说,判戚本禹判不下去,有些事情难定,如到四川揪彭德怀,戚本禹说他这是执行决定,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做的决定。……他(们)问过汪东兴、杨成武,是不是中央决定,他们说是的。再一条是把彭德怀交给群众批判,结果搞成了批斗,把彭德怀的肋骨打断。戚本禹说这也是中央开会,总理主持,他执行的。他们也问了汪东兴、杨成武,说确实是中央开会决定的。对此,王力解释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项目组的会也是周恩来主持的。项目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派、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1967年1月底2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7月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它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四、彭德怀项目组组长

实际上,彭德怀项目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项目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项目组长是贺龙兼任的”。项目组组长的挂名是有个潜规则的,直接挂名的项目组的组长要高于被审查人的排名。例如在“二办”中主管彭德怀先是杨成武后是黄永胜,但是挂名的却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项目组的组长一事,《彭德怀年谱》如此记述:“1967年12月18日,项目组传达中央项目领导小组指示,宣布各办公室领导成员和工作对象。彭德怀项目办公室领导成员(略)。”一个略字,无字胜有字。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项目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项目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项目组的会议,中央项目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项目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1981年1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项目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

但是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根据吴法宪的回忆原报告是这样写的:

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

时间为1970年9月17日。

黄永胜在11月3日批示“同意”。

吴法宪说:按照我们当时的做法和理解,黄永胜批示的意思,应当是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

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项目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

吴法宪更是表示愤慨:“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项目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推而广之,对于在文革中被中央项目组所迫害的成千上万的人面前,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项目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吗?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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