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解读毛泽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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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3 04:26:55

有位老学者曾说,中共党史有四个人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胡乔木。本文作者认为,只列一个胡乔木不够,该加上陈伯达。这两人不能说孰重孰轻,都重,都不轻,有同有不同。而陈伯达的功劳也得了中共的认可,把他与“四人帮”作了区分。本文原载于2008年第8期《同舟共进》,作者钱伯城,原题为《陈伯达之命运》。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在特别法庭接受公开审判(图源:VCG)

从《中国之命运》说起

本文题目,仿自《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用小册子形式出版了一本大著作《中国之命运》,借国家名义,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是鼓吹“蒋介石之命运”。此书于7月间传到延安,毛泽东对几个“秀才”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了题目了。”陈伯达领会毛的意思,立即动手写反驳文章,用三天三夜,心情激动,笔泪俱下,也写成一本小册子大著作《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后,亲为改定,交《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并传往国统区,广为散发。又译成外文,向国外宣传。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都作为党内学习材料,组织讨论。

陈伯达晚年回忆道:

《评〈中国之命运〉》是我的一本主要著作,这本书不仅当时在延安和解放区广为印发,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影响,并被印成英文,传到英美等国。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李六如(引者注: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当时对我说:“你的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71页)

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超过了批蒋作用,陈伯达晚年可能出于谦退的原因不提,这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几乎与王稼祥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这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达成的全党共识),陈伯达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个提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中正是这样做的。”(此据叶永烈《陈伯达其人》129—130页转引)比起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作关于党章报告,正式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定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还早了两年。陈伯达的表述敲响了“毛泽东思想”新时代来临的更为宏亮的钟声。这也说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善于发现并领先掌握理论制高点。

按七大的几个主旨报告,各有起草者、修改者和审阅者,报告人最后审定。现在知道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先起草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陆定一审阅(以上均见《陈伯达最后回忆》,73页)。唯独刘少奇的党章报告,缺起草人和修改人名字,但可肯定刘不是起草者。陈伯达曾参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整理,书中引用孟子“天之降大任”一段,即陈所加。而党章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与陈伯达先此所论亦大同小异,故不排除陈曾参与七大党章报告的起草或修改工作。据陈伯达自述:“那个时候,我们党的风气比较好。像起草文件这样的事,具体的过程并没有让大家知道。因为这是讲究党的工作,要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没有记到哪个人头上。”(同见上书)

以《评〈中国之命运〉》为起点,陈伯达认准和跟准毛泽东,开始了忠于毛、顺于毛,至死不渝的一生。同时,以此为起点,也奠定了作为中共“理论家”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秀才”班子中的首席“大秀才”,毛倚之如左右手。1970年8月31日,在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突然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布陈伯达为“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政治骗子,但仍承认,“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语含讥讽,尽露不屑之情,但文中连见两次“天才理论家”这个称号,即使是贬词,也不会是凭空说出来的。毛泽东一手导演了陈伯达从“天才理论家”到“政治骗子”的悲剧——陈伯达之命运。

值得认真研究的人

最近看一篇文章,引述一位甚有名望的老学者对朋友说的话:“中共党史有四个人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胡乔木。”老学者本人就是中共党史中人,见多识广感深,这番话自然有见地,有分量。但朋友间也产生一个问题:胡乔木何以能忝列其中呢?好像此人在“值不值得”上还差一点。我倒觉得“忝列”得有道理,他是笔杆子中的主要一杆子。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许多时候,笔杆子比枪杆子走在前头,作用也大。李六如说《评〈中国之命运〉》,“一本书顶了几个师”,“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一例。过去大家有一误解,总以为领袖个个出“选集”,必是大理论家,殊不知大都是笔杆子起草或“整理”出来的。但只列一个胡乔木不够,该加上陈伯达。这两人不能说孰重孰轻,都重,都不轻,有同有不同,但“毛泽东思想”的构筑,二人缺一不可。两人加在一起,笔杆子的作用方见突出。

有意见或许认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反革命罪服刑的陈伯达,业已“盖棺论定”,不值得再论了。我说不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21节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名,不提组长陈伯达;同节提到“九大”加强了林、江、康在中央的地位,也不点位居中央常委第四的陈伯达名。

据陈晓农记载,“决议通过不久,中央派人探望了被关押的陈伯达,向他说明中央认为他与决议点了名的那几个人是有区别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48页)。1982年4月23日,陈伯达得到北京公安局批准,看望早获平反、解放的周扬。后者与他谈起历史问题决议的事,说:“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同上书,432页)但周扬没有说为陈讲话的同志的名字。又陈伯达自己对陈晓农说:“没有点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我。”(同上书,131页)。由此可见,陈伯达“盖棺”尚未“论定”。

陈伯达的“理论家”身份,在“文革”前期(1966—1970)阶段,亦即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至“九大”当选中央五大常委之一期间,达到了顶点。造反派组织见他当上了中央常委,立刻在“理论家”后面又“好上加好”,送他一顶“政治家”桂冠。但这顶桂冠,始终未见之于官方宣传。只在陈倒台后的“批陈整风”尚未公开点名期间,曾被冠以“大大野心家”的帽子,含一点“政治家”味道在内,但只是作为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反面意味了。

这里摘录一份1969年4月“九大”开过之后不久,关于陈伯达同时加上“理论家“与“政治家”两项称号的颂美之词,载于同年8月由署名“红代会某某大学委员会编印”的全公开、半官方式《读报手册》上面。这本《手册》有70万字,标明“内部参考”(事实上是公开发行),版权页上印数高达20万册,是传达“九大”最新指示和精神,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舆论导向读物。陈伯达的名字,列于《手册》开卷第一部分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栏目内,“司令部”共六人,毛、林、周后就是陈伯达,陈后面方是康生、江青。其中关于陈伯达的介绍,先引一段比陈地位还要高的某一位领导人的讲话。讲话说: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这代表“九大”这个“司令部”的集体评价,尚限于“最好的理论家”这个层面。《手册》关于陈的正式介绍,长达5千字,则从这个层面往上大抬特抬。现摘录第一段: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式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这代表的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自以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陈伯达的评价,表述了革命群众对他的崇高景仰之情,超出了中央“司令部”认可的范围,却反而是帮了倒忙。让人们看到,这份偶而留存下来的“文革”材料,所记载的对陈伯达两种层面的颂扬之词,既透露了他事业的顶点,也透露了将从顶点滑落的预兆。这种中央“司令部”内部的微妙关系,革命群众是蒙在鼓里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信任以至重用,主要是看重他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陈伯达对毛有知遇之恩,报答也就在于出点子、出思路和出“理论”。陈伯达追随毛泽东,为其所用,有他特具的特点:第一、学识渊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第二、思路敏捷,下笔千言,常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化腐朽为神奇。第三、一左到底,能按不同的气候、时机,提出观点、口号。有的看似学术问题,实为政治所用,最终成为党的方针、政策。“文革”初期,上海某大学有一个声势很大的战斗队叫“反到底”,陈伯达可叫“左到底”。第四、谨慎小心,唯毛是从;却不谙世务,包括探摸毛的读书爱好,手法笨拙可笑,是个“书呆子”(江青语);而性格懦弱,可随意使唤呵斥,仍忠诚无二。但毛所允许他所拥有的头衔,最高只能像那本《读报手册》引载中央某领导人说的,“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超越这条底线,就超越了毛所允许的范围。

陈晓农曾问父亲,在和毛主席谈话中,是否谈过打仗方面的事。陈伯达笑了笑说(“笑了笑”是陈晓农的原文):

谈是谈过,只是谈的次数很少。我于1936年出的那本军事文集《国防概论》,主张抗日战争应以游击战为主,估计毛主席也看过。我曾两次在军队中工作过,一次是北伐战争,一次在抗日同盟军。在苏联也学过正规的军事课程,对于军事并非一无所知。抗战前夕,我在北平曾注意研究过抗日战争一旦开始,以后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刊物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毛主席认为我是一个书生,没有实际的打仗经验,所以不愿意和我多谈这方面的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6页)

这一段看似寻常的延安时期往事回忆,陈伯达叙说前“笑了笑”,想是带有一点自负的意思:军事方面我也不是不懂呀。可惜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毛泽东当年的表态,认为他“是一个书生”,不愿意和他“多谈这方面(指军事)的事”。要知道军事和军队,是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敏感领域,岂容外人置喙或插手?而作为“书生”的本职,基本上是隐于台后作业,忽然跳向前台,去某一军区指手划脚,作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在毛眼里,若不是得意忘形,也是忘乎所以了。毛的禁忌,陈伯达早年尚知自饬,日久顽生,便不以为意,庐山最后失足,其根在此。而看上面回忆,又似老来犹未悟及此理,此即是所谓“悲剧”了。

据这段回忆谈话的解读,我想可以解开1970年8—9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个疑团:毛泽东为什么独挑陈伯达作为开展新一轮接班人斗争的祭旗牺牲?其中的关键,就是陈伯达不自量力地插手了华北地区两支驻军的派系之争(按此属北京军区),又频繁接触当地官员,关系密切,行踪可疑。关于这次陈伯达表态处理华北驻军派系之争事件,“文革史”著作,有称之为“冀东大冤案”,有称之为“华北会议”或“华北问题”。1980年11月25日特别法庭对陈伯达的判决,罪名之一即“冀东冤案”,适用《刑法》“诬告陷害罪”定罪。陈伯达对儿子说:“审判时,这个案子最冤枉了。”(《口述回忆》,332页)陈伯达喊冤是有缘由的,因为“文革”期间(1967—1970年)他的三次华北之行,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陈晓农亲自看到过父亲的这些信稿。他在《晚年自述》(340页)写道:“陈伯达在华北之行前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的请示信和汇报信,陈伯达的秘书也都看到过。这些材料理应都有存档文件。”但是,陈伯达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的华北之行虽是中央的分工决定,任务只是解决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协调地区工业生产方面一些问题,并没有叫他插手驻军派性武斗或表态支持某一派问题(所谓冀东血案即其一)。这直接触发了毛泽东的不安和疑忌,决定就在庐山这次会上把他“拿下来”。

毛泽东在庐山宣布打倒陈伯达,真实意思先藏起来,让这批中央委员如坠庐山云雾,看不清真面目。但在私下,为了安抚林彪及其亲信少安毋躁,分而治之,又把真话告知,表示信任。吴法宪是这次庐山鼓噪设国家主席最起劲的人,生前写了一本回忆录,亲身经历这场戏剧性的倒陈批陈一幕。他回忆道:

1970年8月31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露陈伯达。”(《吴法宪回忆录》,812页)

在另一处,吴法宪又发表议论道:“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指开幕式上林彪赞颂毛泽东‘天才’的发言),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同上书,823页)说的是“全党、全国的威信”,实质是指“在全军的威信太高了”。

按吴法宪在陈伯达与林彪关系、林立果工作安排等问题上,曾有说假话、提伪供的前科(《最后口述回忆》,419页),声誉不佳;但《回忆录》是他刑满释放,晚年家居,改名“吴澄清”后的作品,以示“看淡一生的荣辱和功名”(见《回忆录?附录》吴新潮文),大概也有“澄清”史实的意思,不必要再说假话、作假供了,所述应属可信。因为把陈伯达“拿下来”,决不是到了庐山,临时做出的决定,更不会是张春桥、姚文元哭诉的结果;而是导师蓄之已久,观之已久的一个战略部署。即使没有“天才”和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陈伯达也可有别的什么问题“拿下来”。

再说陈伯达究竟有多高的“威信”呢?连吴法宪也认为,“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同上书,812页)。按江青和康生的态度,实为主子对家奴的态度,但他们不过是二主子或三主子,他们的擅作威福来自大主子。但是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累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林彪接班人的动向,家奴二心,最易引起主人加倍的愤恨,加倍的惩罚,必欲除之而快了。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庐山没有讲出来(也许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是知道的),但在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用批示和谈话方式,陆续传布出来,更多的人方才得知一些真相。比如《陈伯达口述回忆》(335页及405页)中载有毛泽东于10月14日对吴法宪检查的亲笔批示,说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叶群在10月13日的检查中也说:“对于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出于主席在会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同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又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也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这都证明毛之决定打倒陈伯达,蓄谋已久,江青等人早就知道,1969年5月17日江青独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向他们透露陈伯达历史上有问题,曾经被捕,有托派嫌疑(《吴法宪回忆录》,754页)。连叶群也说听毛和江青打过“招呼”,而陈伯达本人,则一无所知。

1970年12月16日,离庐山会议闭幕三个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三十八军一个检举揭发陈伯达的报告上批道:“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谈,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转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47页)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检讨上有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转引同上书,349—350页)这就把打倒陈伯达的原由,主要在于一个“军”字,清楚告诉大家了。

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揭发陈伯达罪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文件,大都重复毛泽东批示、讲话,几本《文革史》著作多有摘引,不再缕举。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庐山上毛泽东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反对称他为“天才”,反对拥戴他出任国家主席,是不是表面文章,仅为打倒陈伯达,震动林彪,找一个借口呢?

我看,回答这个问题,可说是,也可说不是。

说是,人总爱听好话、称赞话,虽伟人不免。否则的话,从唱“东方红”(只有一个彭德怀不爱听),喊“万岁”,到跳“忠字舞”,数十年来如一日,从来未见反对,现在忽然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如果不是“伟大的谦虚”,理上说不过去。林彪、陈伯达想不通,两百多个中央委员(连汪东兴、王洪文在内)除张春桥、姚文元、康生、江青之外都想不通。

说不是,因为这次的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的确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近来人们常用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审美疲劳症”,来解释人的视觉和听觉的厌倦感的产生;就是说,即使是艺术上的精品,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也会有一种厌烦或困倦的情绪或感觉发生出来。伟人也不例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写过《西行漫记》的老朋友斯诺,说出心里话:“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斯诺说:“我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转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49页)“讨嫌”二字,生动地说明毛泽东也存在“审美疲劳症”的心理,庐山上反对大家赞“天才”,设国家主席,不是做表面文章。

林彪、陈伯达这些人,不理解毛泽东的真实心理,错会了他的意思,所谓“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正像陈伯达对陈晓农所说:“在他(指毛)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最后口述回忆》,412页)好话说多了,更会引起怀疑。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放进了他对斯诺说的假喊“万岁”的第三种那类人里面去了。1971年8—9月期间,毛泽东外巡讲话,提到这次庐山会议,说道“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转引叶永烈《陈伯达传》,536页)这是事过一年的讲话,有一年时间的思索,所以每次发起政治运动针对敌对分子的惯用词,如“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等等,全都用上了,“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也成了反党纲领;但在庐山当时,对陈伯达的批判,还没有这么明确具体。我想,陈伯达倘若看到这篇讲话,可能会感到眼熟。他为毛泽东起草搞什么运动的文稿时,也可能常用这些专用词语来形容将被打倒的对象。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根据专案组审查结果,给他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五顶帽子。1981年1月25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主犯之一,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伯达是特别法庭上不为自己罪行辩护的三个主犯之一。另外两个,一是张春桥,不承认自己有罪,自开审到宣判,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另一是王洪文,公诉人说他“认罪悔改,愿意承担罪责”。

据陈伯达传记作者叶永烈记载: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中央公安部一副部长来到病房,宣布他服刑期满。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寓所去世。终年85岁。

陈伯达晚年,严于自责。1988年10月底左右,叶永烈在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十来天后,就对他进行了采访(叶永烈《出没风波里》,358页)。在与采访记者第一次谈话时,陈伯达就不胜感慨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回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一作挂齿)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意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弥补我的罪过……

这份充满“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自责自谴情绪的文字,哀哀其鸣,先后载于1990年出版的《陈伯达其人》和1993年出版的《陈伯达传》卷首,是叶永烈根据采访录音和记录文字整理而成,虽然个别文字可能有所修改,但可信是陈伯达真实思想的表达,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言”。

一个群体的悲剧

陈伯达在他的最后遗言中,说自己一生是一个悲剧,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若从个人来看,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政治体制来看,这样认识自然不错;但是,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他是这个群体有代表性的一个精英人物。这个群体,可称之为儒生群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央领导人做秘书的“秀才”群体。

儒生是儒家的信徒,服务对象是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他们的工作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儒生爱讲话,发议论,经常争论不休。他们的命运,主要系于人君的喜怒仁暴。秦始皇认为只有科技管用,讨嫌儒生高谈阔论,一发脾气,把四百多个儒生坑掉了,书也烧光。这就是遇上暴君了。汉朝的贾谊,是儒生中的“大秀才”,与汉文帝谈得来,为文帝出了不少治国好主意,有的虽然疏阔无用,可一笑置之。著名的“夜半前席”故事,讲君臣相得,秉烛夜谈,文帝虚心请教,听得起劲,不觉越靠越近了。这就是遇上仁君了。汉武帝不仁不暴,亦仁亦暴,是一雄猜之主,司马迁是他的“大秀才”之一。为李陵投降匈奴说了几句武帝不爱听的话,便以扰乱军心罪,处之腐刑。司马迁以自身遭遇,为儒生群体的地位做了一个定义,在有名的《报任少卿书》中写道: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就是说,凡属这个群体中人,地位是很低贱的,照司马迁所说,这个群体分为四家:文史一家,星历、卜祝、倡优为另三家。但后三家,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已进化为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表演艺术家等等,只有文史家,没有多少长进。后代以来,有不止一两个朝代,“倡优所畜”不如改为“家奴所畜”,更切实际。令人惊叹称奇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江山代有才人出,而现当代一些“秀才”,地位仍未提高那里去,,仍然沿着他们前辈的轨迹行进。“好学生”柯庆施有名言道:“知识分子(按儒生或‘秀才’群体自然在内)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况。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徐铸成回忆录》,30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懒二贱,古今一脉相通,真是说得透彻极了。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大秀才”,蒋的重要文告,皆出其手。为宣布抗日而发表的宣言,其中鼓舞民气的警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号召全民抗战,至今七十年过去,而不为人忘。但最后不堪王朝覆灭之痛,不惜以死谏主,也是一个悲剧。陈布雷、陈伯达,前者以文笔胜,后者以理论显,二陈所遇人君不同,遭际亦不同,但同属一个群体,同为悲剧人物,则是一致的了。

陈伯达打倒后,中共党史学界赶紧为之“消毒”,可举两事为例。

一为“八大”决议案事。由于在这个陈伯达起草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大会表决时举手通过,但事后不满,大加批评,指背离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原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一条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见1973年8月24日“十大”政治报告)。因此把责任都推到了陈伯达身上。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说:“1956年,他(指陈伯达)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23页)明白承认陈伯达是“八大”决议的起草者,“主要矛盾”如何如何是陈伯达的提法,而他是反对这个提法的,“事后大受指责”一语表明了他的态度。

但是等到气候一变,“八大”决议又复归“正确”,有一派的“秀才”们便要来争功了,首先便要抹掉陈伯达的著作权。“八大”这个决议究竟是谁写的,提“主要矛盾”又是谁的主意,便成了“悬案”。虽说“悬”,但绕来绕去,归到一点,就是“我回想可能是胡乔木”,“胡乔木就是把这样一个意思变成一段文字说出来”(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想》,108页)。其实都是猜测或故作模糊之词。还是看陈伯达自己说吧:“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来审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当时会议(指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全会)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想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向审问人员说明的这些情况,审问人员都是作了记录的。”(《最后口述回忆》,138页)这次事同时反映,“秀才”与“秀才”之间,也是时有矛盾,会时起内哄的。

另一例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一书于1981年再版时,删去了对陈伯达所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三书评介的专门章节,并在书前的《重印说明》中写道:

这次重印……删去了第三章第七节。这一节最主要的内容是评介陈伯达的三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的那一段。这三本小册子(主要是后两本)中有一些好的观点但并不是陈伯达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只不过由陈伯达用个人名义发表罢了。对陈伯达其人需要严正的批判。但在批判时应该认真研究,看哪些是正确的(其中又有哪些是党的意见由他用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哪些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只有经过这种认真的分析批判以后,才能对他在理论和学术上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做,我们目前还办不到,因此只好删了它。

陈伯达看了这篇《重印说明》后,对陈晓农说了他的看法:

说我写的书不是个人的观点,是党的观点。这就令人奇怪了。党是一个组织,如果说有具体的个人先提出观点,党怎么能直接提出观点呢?还说我书中意见是党的意见,只不过用我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写书,当然是写自己的观点,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尤其是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在解放前写的几本书,没有一本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都是我自己自动写的,写出来以后,有的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有的没有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有解放后写的文章,才有些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

陈晓农在陈伯达死后9年,在大陆禁绝陈伯达著作多年以后,看到台湾一桥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书,书前写了导读,导读写道:

陈伯达的《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于1947年出版,揭露四大家族敛财的魔术,比一颗原子弹的威力还大。炸得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摇摇欲坠。宣传的力量比大炮还厉害。尽管他引用的资料必须有所考证。但作为宣传品,这是一本绝佳的小册子。我们可以从书中脉络看到四大家族如何违法敛财的一面;同时也警惕到,他们在贪污的同时,尤不忘用特务、暴力来羞辱人民的灵魂。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把蒋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发迹,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对异己的残暴,当然陈伯达也不忘反证中共的伟大。……这本书的正面价值是‘不用人身攻击,举证清楚’。台湾人写这类作品,除了道听途说之外,就是人身攻击。(以上所引皆见《最后口述回忆》,75—77页)

陈晓农认为,“出版者加写的导读对陈伯达的著作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陈伯达著作被禁出版,并不奇怪。我记得“文革”时期,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后,《毛选》第四卷中的一个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被删掉了。为什么删,没有说明;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决议》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起草者又是已被批判的追随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胡乔木。这个《毛选》新版本,大概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方再恢复过来。研究新中国版本学的,应该在新中国出版史上记上一笔。还可再举苏联的例子。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一切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养老金领取者。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0年间,赫鲁晓夫的名字被一笔勾销,好像苏联历史上未曾有过这个人一样。相比之下,陈伯达的地位、名气差多了,他倒台后名字被一笔勾销,著作被一概禁掉,对一个小小的“秀才”即使是所谓“大秀才”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了。

在由中央专案组整理,中共中央于1971年底—1972年批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三批材料中,对陈伯达的批判,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个“黑四论”其实可合并为“黑一论”,即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决议中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走过来的道路。除了“黑四论”之外,当然少不了还有毛泽东在1971年3月的一个批示上,早于中央专案组审查的结论出来前已为他定做的五顶帽子。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的:“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身陷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这里只要把“家贫”换作“罪重”,“货赂”换作“检讨”,完全就是陈伯达向朋友沉痛倾诉了。可悲的是,陈伯达此时此地竟找不出一个可听他作此倾诉的朋友!

二三事看陈伯达

一、陈伯达一生效忠毛泽东,老而不变,毛泽东还嫌他“脚踏两只船,本质不会改变”。其人落落寡合,习惯做“单干户”,不为人喜,尤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之士所喜。但陈伯达有“理论”,他的“理论家”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从人们不经意处抓住要点,抽绎综合,启人思考。多年前,传闻他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位从延安出来的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记述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课,引用王国维以唐宋词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来形容治学的艰苦历程,勉励青年要具备这样的坚韧精神,刻苦向学。自此治学三境界说大行于世。然而人们只知此说出自王国维,却不知若无陈伯达的提倡鼓吹,此说不会如此广为人知,直到今天还成为写文化散文学者的时髦话题,广受引用,虽然估计有的是稗贩来的,但陈伯达的鼓吹提倡之功却无人知了。

前不久我参加一位学者的追思座谈会,这位学者是公认大师级人物的。会上我发言提到,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常常引用了,但是如果没有今天纪念的这位大学者二三十年来的鼓吹提倡宣传,并且在自己的言行中坚持信守,那是不会如此深入人心的。我还举例为证,就在去年(也可能前年),他有一篇文章将在上海某大报发表,审读组要求把文内的“自由思想”一词删去,受到他的严词拒绝,宁可撤稿,不为屈服。最后只得尊重他的意见。在学术上首发警世之论的,固然是大学者,但接下来发现并鼓吹宣传实践者的功劳,也是不可没的,同样也是大学者方能做到。

叶永烈《陈伯达传》与陈晓农《最后口述回忆》记载,陈伯达“嗜书如命,乃万卷户”,个人藏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各有三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他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1958年起,他不再拿稿费,都捐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他倒台后,免不了抄家,全部书籍不知去向。后来仅发还二千多册。他从保外就医,到刑满释放,每月发生活费100元,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购书和订阅一些书刊。1983年2月,生活费增为每月200元,购书用钱稍觉宽松。叶永烈1988年访问他的时候,发现他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与他同住的陈晓农说,他每天仍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

陈伯达1958年后不再领取稿费,全部捐献,当年他还在台上,也未见为之宣传,算不算一件大事呢?不说他未署名的作品,就说署名的著作,种数多,印数大,每年的稿费数字,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也买不起六、七万册书,还有较多的古籍和碑帖了(陈晓农说)。

大家都知道,《毛选》是支领稿费的,媒体公开报道,用这项稿费做了什么什么。近年有文章为之计算,历年累计已达巨数。这说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演说、报告等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并出版“选集”(还有文集、选读和不计其数的各篇单行本),大概都可以拿稿费。这同时就具有了著作权。出版法规定,本人去世,著作权保留50年,由后人继承。

可见中央领导人拿稿费是允许的,合法的。但是中央领导人1958年后放弃稿费,全部捐献归公,现在知道的,只有陈伯达一人。也许还有其他人,现在尚不知道。

陈伯达晚年写读书笔记,自1982年至1986年,叶永烈《陈伯达传》记有目录,共17篇。其中两篇分署笔名曾公开发表:《求知难》,署纪训,载《读书》1982年第10期;《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署程殊,载辽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二期。此外《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一篇,内部印发。

《陈伯达传》第一章全文收录了已发表过的《求知难——记读〈西游记〉》和未发表的《〈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两篇文章,让读者领略到了陈伯达这位“理论家”的“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的理论风采。他用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了《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关系与《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宝钗的婚姻问题,合乎情,顺乎理,既非生搬硬套,又无陈词滥调,言人所未言,使读者耳目一新。这种“举重若轻”的小文章,若让翻译过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同时又教授社会人类学的潘光旦看到,一定也会称赞好文章。潘为恩格斯此书译本作注疏,每条常数百字至千字,就是同一类型小文章。记得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曾用陈伯达首创的“四大家族”一词,指出贾薛王史即是《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好像提供了一把解读“红学”的钥匙,也曾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二人之间,大有可能就《红楼梦》交流过看法,互有启发。

按陈伯达对陈晓农谈过,他在主持《毛选》的编辑与修订工作中,有两篇文章费力最多: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矛盾论》,毛泽东当时看了这篇修改稿,曾给他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最后口述回忆》,115—116页)说明陈伯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不是没有受到过毛的赞赏。这两篇文章也正是毛自认为《毛选》中的重要之作。

四、1983年4月23日晚,陈伯达获准与已将出任文联主席的周扬见面,谈了四个小时。陈伯达曾将二人谈话内容,与陈晓农谈及,后者曾简要记下一些,载入《最后口述回忆》433—434页。现摘录有关文艺和读书问题方面的几条记录:

周扬:你现在写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没有?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看。将来如果解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

周扬:这到时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看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历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有听说过。

(陈做了介绍,周让秘书记下了书名,说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译者是蒋路、凌芝。)

读者不觉得刚获平反复出的周扬,昔日的“官气”随着官位的恢复,不是又有点恢复了吗?而陈伯达依然是个“书呆子”。虽然周扬也是个“大秀才”,但读书之广而深,陈伯达显然超过了周扬这些人。

五、陈伯达曾经预见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并为此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在1965年期间,写了一个名为《工业问题》的建议书,提出重点抓电子技术,作为发展工业之路,呈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传》有一个章节,写陈提出“电子中心论”一事(258—260页),但只记载陈于此年3月5日及24日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两次讲话,不及《最后口述回忆》用12页的篇幅(234—246页)记述了这个“电子中心论”从提出到大批判的“命运”过程。

据陈伯达自述,毛泽东看了《工业问题》这个文件后很高兴,单独请他吃饭,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中央随后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毛泽东听了没有说话,其他人都没有发言,会议就散了。陈伯达对儿子陈晓农说:

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来。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问题上来,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晚年这个假设,又一次说明他对毛的性格与作风,没有真正的了解与认识。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策略》,把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总结为两点:一、“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二、“电子中心论”是“技术中心论”的新变种。这篇大批判文章早代表毛泽东对陈伯达做出了回答。

据《陈伯达传》(24页)开列陈伯达晚年文稿目录,1983年陈伯达还在继续思考电子学革命问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这年三月写的《“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和秘密战》,另一篇是十二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这时电子技术工业,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了。陈以刑满释放之身,衰老垂暮之年,积习不改,国事难忘,当会乐观其成。

编辑: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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