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死后 刘伯承揭发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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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1 02:49:20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机毁人亡。次年,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揭发了几条罪行。本文摘自2006年第14期《往事》,作者迟泽厚,原题为《质疑刘伯承元帅“批林”谈话》。

林彪在抗战时期留影(图源:VCG)

1971年,中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共中央随即按照自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整风”运动。为推动运动发展,印发了大量揭发批判林彪的“红头文件”。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会上印发了几十份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文件、资料,其中除了专案组的大块文章,还有十多份来自曾与林彪共事者的揭发。对专案组发布的那些材料,这里姑且不予评论:单说那些曾与林彪共事过的党政军界名人,他们本有条件写出最能反映林彪真实情况的材料,然而现实情况却令人极为失望。我于1953年5月从部队基层调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关,长期在秘书、作战部门工作,对林彪本人和四野部队的历史情况有所了解。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林彪昔日战友们所揭发的材料竟与过去我所了解的迥然不同!

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印发的十多份个人揭发材料中,有一份是刘伯承元帅的谈话记录稿。记录时间为1972年3月2日上午,原标题《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内容如下: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弯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彪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了扩大自己势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贼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贼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谈话》揭发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条罪状,竟然全无事实根据!许多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四野部队干部,看后反映强烈。刘伯承元帅在军内向以正直厚道着称,我对他极为尊敬。我无法理解,刘伯承元帅虽然己入耄耋之年(时年整80岁),但讲的毕竟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怎能出现这样的谬误?继而我就担心:“红头文件”是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声音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它所肯定的东西,起着标杆、示范作用,倘若大家都起而仿效,如此这般进行揭发批判,那将把广大党员群众引向何处?一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岂不会弄成政治闹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经过长时间剧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通过指出刘伯承元帅这份揭发材料的严重失实,促请中央避免继续出现这类错误,加强对“批林”运动的领导,确保运动健康发展。

致汪东兴同志的信是这样写的:

东兴同志:

知道您很忙,实在不想干扰。但因我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很重要的问题,并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向中央反映,以期引起重视,所以不得不占用您的一点宝贵时间。

不久前学习中央批林整风会议文件,看到刘伯承同志一份揭发林贼罪行的谈话记录(见会议参阅文件之二)。这个记录的第三条,是专讲林贼在解放战争时期南下作战中的罪行的。但是,令我惊异是:里面讲了八件事,不是完全违背历史实际情况,就是观点有严重错误。现列举如下:

一、记录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记录中所说的“那里”,显然是指中南地区和西南部分地区,因为四野部队从未到过二野原来所在的华东地区。我不知道二野的领导当时是否请求过增援,但是谁都知道,四野部队在二野部分部队(主要是陈谢兵团、即4兵团)的协同配合下,主要负责歼灭中南地区的蒋匪军;尔后二野部队又在四野的支援和一部分部队的直接配合下,进军大西南。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不应和林贼的阴谋活动混为一谈。

4野提前南下是军委应渡江总前委陈、邓的要求安排的,陈邓在49年2月给军委的电报中建议平津一带的4野提前结束休整,派五个军南进河南,进逼武汉,牵制白崇禧,以保障右翼的2野渡江部队安全。林罗估计了一下,就仅派了40、43两个军先遣南下,后头却非常好地逼退了武汉的桂系军,说明这个预计是十分知己知彼的,而邓陈却没想到4野部队的力量竟如此强劲。

二、记录说:“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意思好像是二野部队首先解放了广州,四野部队不但落在后面,而且根本不该到广州来。而据我所知,解放广州的主力并首先进入广州的,是四野15兵团的部队;以后15兵团机关就长驻广州,并兼广东军区机关。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央的统一部署。

事实上:10月12日14时邓赖下达了广州攻城命令,43军从白云山、广花(县)公路直下广州;44军从广增(城)公路,广九铁路两向攻击。14日17时,43军128师382团最先进入广州,21时,44军132师396团亦进入广州。

此时(14日黄昏)4兵团先头14军40师刚入三水。

三、记录说:“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解放海南是四野40、43军经过近半年的准备,于1950年4月中旬实施的。渡海部队突破了蒋匪海空军组成的所谓“伯陵(匪首薛岳字)防线”,用木船打败了兵舰,在琼崖纵队的接应配合下,艰苦作战半个月,粉碎了10万敌军的抵抗,歼敌3万余,解放了海南全岛。这个胜利来得并不容易,而当解放海南时,二野部队早已进入大西南四五个月之久;二野部队过去也并未进驻雷州半岛。这里无法理解,二野部队同解放海南有什么直接关系。

四、记录说:“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据我所知,四野部队(主要是13兵团)在衡宝战役结束后,是追歼白崇禧匪部进入广西的;15兵团之一部及二野4兵团,则从南线粤桂边进入广西。在南北两线都不存在什么谁“随着”谁的问题。

另外陈毅此期把桂系军夸得很厉害,是很希望林罗大军钳制住白崇禧,有助于渡江大战役的。再到后来2野能隐蔽运动到湘黔、湘川一线准备入川,也是靠4野制住了宋、白两个集团方得实现,按当年的讲法,解放中南一地,4野部队是锣鼓喧天,2野部队是偃旗息鼓……虽然有任务分工不同的理由,但恕我直言,2野若单独对付白崇禧,恐怕不行。

五、记录说:“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90万人。”1949年底,蒋匪的残兵败将多数逃到西南,二野在解放大西南中,歼灭了大量敌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在我军战史上还有一个比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歼敌更多的琼州战役。而且,也不知道四川还有个“琼州”其地。据我所知,歼敌90万人的事是有的,但不是“琼州一仗”,而是从11月初开始到12月末结束的整个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其间打了许多仗,被歼之敌包括了云、贵、川、康4省的蒋军,其中既有战斗解决的,也有如卢汉、刘文辉等起义的;而参战的我军,除二野和四野的一部外,还有从陕南尾击胡宗南匪部进入四川的一野部队一个多兵团。

六、记录说:“琼州”战役之后,“林彪要了25万俘虏,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25万。”二野领导是否主动给了三野25万俘虏不得而知,但四野这25万人,我问过一些老同志,包括过去做军务工作的同志,大家都摇头。有的同志说:“当时自己的俘虏还处理不完呢,谁还大老远地去要俘虏?”

七、记录说:“后来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57军”,应为47军之误(我军根本就没有57军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42军。这3个军入川,并不是在“琼州一仗”的“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47军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消灭了敌人,自然要收缴敌人的武器。四川解放之后,四野入川各军即陆续按照中央命令回到中南地区,“占地盘”从何讲起?据说重庆解放后,刘伯承同志曾特意宴请四野入川部队团以上干部,再三表示慰问和感谢,并给入川部队官兵发了慰问金(银元)。这事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许多同志至今津津乐道,为什么现在记录竟又作这样的描述呢?

2野主力解放四川力量不足,因当时国军近七十万人,重庆这一关比较难过。故刘邓请4野三个军及湖北独1、2师共同入川作战,后来47、50军在江南,42军在江北合同2野3、5兵团指挥的六个军进攻重庆。重庆解放后,刘基于国军兵多,起初尚有对其分而歼之的渐次想法(大别山的亏吃怕了!),不料,此时的两野各军争先恐后地发起攻击、追击,使国军在川东、川中的14、15、16、20几个兵团溃不成军,刘才意识到其对手现已严重腐朽,修订了计划,故才有尽快逼近川西坝子的决策。

八、记录说:“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这大概是指38军之一部配合4兵团入滇作战一事。这里我不明白,既然4兵团已经占领了云南,38军才“跟着”派出去,如何竟又能深入到敌人的退路上去截击呢?截击敌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前面几条说四野部队不该跟在二野部队后面走,现在却又怪四野部队走得太前了。

云南国境线有三千里长,国外出口多,4兵团入滇仅两个军,兵力不够。故军委命令38军114、151师加入云南作战,此二师兵力可抵2野一个军使用,因此滇南战役完成较好。

九、记录说:“后来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这里讲的“57军”,应为47军之误(我军根本就没有57军这个番号);不知为何,却又漏掉了一个42军。这3个军入川,并不是在“琼州一仗”的“后来”,而是在这以前,是实实在在打进四川的。例如,47军就是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宋希濂部主力之后,最早解放重庆的部队之一。

当然,个人的揭发材料不可能像中央正式文件那样准确、严谨,凭个人回忆写材料,个别地方不准确是难免的。我认为,重要的是写材料的态度。这个记录材料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精神,对历史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它还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气味,是以宗派主义反对林贼的宗派主义。这个记录,未讲到兄弟部队一点好处,却强调他们“并没有请求增援”,而其他部队则死跟在他们后面发洋财,好像解放中南、西南地区都包给二野了,甚至所有硬仗也都是二野打的。我想,这不但原四野的同志看了会有意见,一野的同志也不会同意,凡是了解这段历史情况的人,也都不会赞同。特别令人不愉快的是,记录把毛主席领导下的第四野战军,竟和林贼混为一谈,多处把四野部队称为“林彪部队”、“林部”,甚至直斥47军等部队“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这极不利于我党我军的团结。看看张国焘事件发生后,毛主席是如何把四方面军与张国焘严格加以区别的,就可知道这个记录的错误了。

这个记录歪曲了我军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我军的各次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南下作战各野战军的行动当然也是如此。而记录竟把四野进军中南和支援二野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说成是林贼一人在那里捣鬼,这样岂不是否定了毛主席对全军的统一指挥吗?

而我认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又准又狠地把林贼的罪行揭深批透,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唯其能准,方见其狠。但由于这个记录材料的严重失实,又经中央作为参阅文件下发,这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因而不利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

附带说几句:刘伯承同志素为我尊敬的革命前辈、老首长之一。我正是从维护党的原则和老前辈的荣誉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才觉得有责任对这个记录提出意见。1920年,列宁在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时,由于对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在国际共运中的表现未同广大荷兰党员加以区别,曾引起一位荷共党员的“抗议”。列宁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抗议”,并在该书的最后专门作了说明。革命导师的这种伟大襟怀实在令人感动。我想,我对刘伯承同志这个材料的“异议”,也应受到他的欢迎。我还猜想,也许记录中的一些错误并非由于他的口授,而是由于整理记录的同志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责任心不强所造成的。

我现在在地方工作,手头没有军史、战史这类资料。前面我讲的许多情况,主要是凭自己对过去接触过的一些材料的回忆所得,也许有个别情况不太准确,但大框框是不会错的。如果我对哪个问题的认识有错误,请您严格批评。

如果您认为我所反映的意见,是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可否请您把此件转呈总理一阅。谨致

敬礼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迟泽厚

1972年9月3日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考虑到此举的三种结局:一是我的意见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们从谏如流,举一反三,认真纠正那种“历史为政治服务”的错误做法,但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极小;二是把我的意见视为反对“批林”,为林彪鸣冤叫屈,是“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这种可能性比前者为大;三是将我的意见存档,不予理睬,这种可能性更大。

我的信于1972年9月6日以“绝密件”交保密室发出。我不但署了真实姓名,还注明了职务。为了防止出现第二种结局时牵连他人,我未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凭我在机要部门工作20多年的经验,估计此信没有哪个工作人员敢扣压不报,不但汪东兴本人会看,而且还可能给中央其他领导人看。对我的信不作答复,固然令人失望,但我同时又感到有些欣慰,这说明我的材料和意见是无懈可击的,倘若我的信中有“污蔑不实之词”,有关方面必然会抓我的“辫子”,兴师问罪的。

时间到了1995年,我已离休多年,刘伯承元帅也已去世多年。此时距我给汪东兴写信已过去23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人所特别欣赏的“舆论一致”的坚冰有所突破。随着江青集团当年操纵“批林”的内幕被逐渐揭露,我判断刘伯承元帅1972年的那个揭发材料,未必出自他的本意,他很可能掉进了江青集团设置的圈套。这年5月,我去四川石棉县安顺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和红军先遣队司令的刘伯承,曾参与指挥渡河作战。这时我又想起了他的那个揭发材料。出于对这位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我从四川给依然健在的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女士写去一信,指出那个揭发材料对刘伯承元帅声誉造成的损害,恳切建议通过适当形式由她出面说明情况,将刘伯承元帅从这桩历史旧案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我深信,我的热诚和善意将会得到积极回应。

我在信中说:

汪大姐:

您好。

我是广州军区的一名离休干部。吴忠同志生前,我与他关系密切,经常听他讲起刘帅和您。我对刘帅充满崇敬之情,吴忠同志1988年写的怀念刘帅的两篇文章:《中原主帅刘伯承北渡淮河记》、《谆谆教诲寓深情》,就是由我执笔的。今天,我来到四川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参加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纪念活动。60年前的今天,在刘帅的指挥下,中央红军1师部队,在这里取得强渡大渡河的伟大胜利;4天之后,2师又飞夺泸定桥,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狂妄计划。刘帅为中国革命建立的不朽功绩永垂史册。现寄上广州驻军老年集邮协会为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60周年而特制的纪念邮封一枚,以略表我对刘帅的怀念崇敬之情。

借此机会,我还想将埋藏在心中己20多年有关刘帅的一个疑问,提出来向您求教。

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中央印发了一份由刘帅署名的揭发材料记录稿。但我惊讶地发现,这份材料严重失实,特别是材料第三条揭发的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8项罪状,竟无一项能够成立,如材料中说:“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林彪派50军去成都,派57军(按:应为47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等等。稍懂一点我军历史的人都知道,南下作战中,二野与四野部队的协同关系,包括前面提到的各次行动,都是根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的,而上述说法,则不但是对林彪和四野部队的否定,竟连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也否定了。

这份材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熟悉刘帅的同志,都认为这些话不像出自刘帅之口;我则想,“四人帮”一直插手“批林”,是否他们借刘帅失明重听之机,盗用刘帅名义,炮制这篇东西,以达到一箭双雕——既打击原四野一大片干部,又制造二、四野部队矛盾和败坏刘帅声誉之目的?但无论怎样,既然材料是以刘帅的名义写成的,史学界对这份材料是会认真研究的。最近我发现,聂荣臻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些有违史实的东西,史学界经过考证后己含蓄地提出批评。刘帅的这篇材料虽然是内部的,但早晚也会公开,史学界也会认真研究鉴别,从而对刘帅的光辉形象造成某些损害。因此,我认为应当趁着您还健在,本着对历史负责和对刘帅负责的态度,采取适当方式,对这个材料产生的背景和过程,作一必要的说明,以防患于未然,消除可能产生的一些消极后果。我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几十年的军队干部和业余党史、军史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不知我的意见是否可行?亟盼得到您的教正。

敬祝

健康长寿

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原部长

迟泽厚

1995年5月25日

于四川石棉县安顺场

大约过了半月,曾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鲁瑞林将军突然通过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打电话,邀我去他家中。鲁瑞林调广州军区前曾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来广州后不久即被免职,我与他向无接触,但我知道他是刘伯承的老部下,我马上判定他找我与我给汪荣华女士写信有关。

不出所料,刚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受汪荣华女士之托,向我了解刘伯承元帅那个揭发材料的有关情况,据汪女士讲,她“不记得刘帅有这样一个材料”。我把早就准备好的刘伯承揭发材料和我写给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递上,他戴上老花镜粗略地看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接连“啊呀”了两声,表情复杂地看着我说:“现在看来,刘帅这个谈话稿是有些不妥。奇怪,我对这个材料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不无调侃地说:“您是军区首长,工作那么忙,天天文件看不完,哪里会记得这么一个材料!我跟您不一样,我是专干这个的呀!”

我有句话没说出口:如果您是四野部队的一个领导干部,看后印象就深刻了!

最后我建议:把刘伯承元帅的揭发材料和我致汪东兴信的复印件,都给汪大姐寄去,看她有什么意见。

“好,好,好,我今天就打电话。汪大姐有什么意见我会及时转告你。”

我相信鲁瑞林将军的电话肯定打了,我提供的两份复印材料也一定寄去了,但此事却再无下文。我曾两次询问当时一直在场的那位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他说他也一无所知,而且不便询问。我自然更不便询问。

我很失望。我满腔热忱想办成的一件好事,为什么却得不到回应?对方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只能认为:对方在得到全部资料而且在我阐明利害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态度,只能表明我原来的分析判断有误,对方实际默认了这份揭发材料并非完全出于江青集团的炮制。倘若如此,我岂不是少见多怪、瞎积极吗?

时光到了21世纪第三年,我仍不死心。但考虑到汪荣华女士年事已高,便又托一位名人之后与刘家的后人沟通,希望我原来的设想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还是得不到响应。至此我彻底绝望。

“批林整风”运动距今已经35年,“四人帮”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整30年。这可是一代人的时间哪!但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关方面对那一时期形成的大量文件、资料进行清理、甄别,任其成为历史档案。特别是那些出自具有骄人政治身份的名人笔下或口述而形成的档案,究竟算不算数?当今或后世的历史工作者,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35年前我给汪东兴写信时,刚年届不惑,如今则早已年逾古稀,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阎罗天子召见。时日无多,每一想起35年前我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没个说法,我实在于心不甘。特别是,我并不是就事论事,孤立地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长短,我较真儿的是由一篇材料所暴露出来的究竟该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我要趁我有生之年,发声呐喊,再次并且在更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以就教于方家、知情者。

最后还要说明两点:一是我在写给汪东兴的信中,指出了刘伯承元帅谈话的8处谬误,其实还不止这些,如他说“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而实际上当淮海战役进行到第三阶段即1949年1月上旬时,林彪、罗荣桓指挥的百万东北野战军早己入关1个多月,协同华北野战军攻占了张家口,正积极准备攻打天津呢!二是早年我给汪东兴的信,今天再看也有不少毛病,特别是其中有不少当时不得不写的官话套话,令人生厌。但为了反映历史原貌,我一字不改。这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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