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公开向被打成右派的部下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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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1 03:51:45

1979年,共青团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时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1957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在讲话时说:“我不但向陈模同志道歉,还要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说罢,走到主席台前向在场的与会者三鞠躬。本文摘自2005年第1期《炎黄春秋》,作者陈模,原题为《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1984年9月30日,北京举行大会欢迎3,000名日本青年代表访华,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向18,000名与会者挥手致意(图源:VCG)

我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跟随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担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建国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我们《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报社人员都是从团内外挑选的好干部,报社里热气腾腾,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热情、肯干,他们富有朝气,敢想敢干,是一个颇有革命活力的先进集体单位。

《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是团中央副书记、组织部长蒋南翔同志起草的。南翔同志在创刊的筹备、调配干部、培训人员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继他领导《中国青年报》的,有胡克实、刘导生同志。他们都以思想锐敏见长。领导《中国青年报》时间最长、抓得最具体的是胡耀邦同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青年报》的灵魂。

耀邦同志常常来报社参加编委会,向编辑部干部讲话。讲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耀邦同志从坐位上站起来,口里讲着手里比划着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音,有言论,争取每期有一篇社论……”他要我们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又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伊朗等中东国家。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家主持工作,并领导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开始由团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杨述、韦君宜兼任着,以后专职社长是陈绪宗,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团华东工委宣传部长,文笔过硬,工作稳健。继任者是张黎群,他勇于开拓创新,放手使用干部,坚定地执行耀邦同志的办报方针,要求大家做一个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青年报人。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一个是我,主管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报道,包括青工部、青农部、团的生活及《团支部副刊》。另一位是钟沛璋,主管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在《接班人》副刊上,发表过冯定、周扬、乔木、丁浩川、田家英等著名理论家的文章,“思想三日谈”栏目虽小,颇受青年欢迎。《辣椒》副刊号召青年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勇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刚刚露头的干部中的腐败作风。《辣椒》一创刊,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的团报、团刊,也办起了类似的副刊,敢于讲真话,说心里话,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监督力量。

《中国青年报》不仅办成了深受青年喜爱的报纸,也成为成年人爱读的报纸。发行量平时每天200多万份,最高时七八百万份,受过毛主席的几次表扬。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个称报纸成了“布告牌”、“传声筒”、“留声机”的发言,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几经折腾,邓小平同志说了话,保护他过了关,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由于保护他爱人,为她开脱“胡风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鼓吹反官僚主义,《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还发表团的“独立性”言论,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讲了三点:一、团的学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二、团的基层工作薄弱;三、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五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书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三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二十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四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九个编委打了五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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