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谈文革:用革命手段把要打倒的人打倒

+

A

-
2017-09-25 08:13:50

1966年10月4日,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群笑而不答。江青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本文摘自2001年第1期《世纪风采》,作者孟东,原题为《江青与叶群的一次“合作”》。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图源:Getty)

从到延安的第一天开始,江青一直没有忘记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以前的熟人时不时在眼前晃动,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记过去。江青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方面伪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比如,她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张嘴改变过去的历史,用一双手消灭历史的痕迹并影响将来的历史。

1966年6月,张春桥奉江青“谕令”,趾高气扬地召见了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除了唐纳和蓝苹一对以外,还有两对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明洁小娟。而此时的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黑线人物”。整整30年,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唐纳远走海外,郑君里与江青从朋友化作了敌人。张春桥和江青已成了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要一起来对付郑君里了。而张春桥已经是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面人物,对郑君里这样的对立面自然是横眉冷对、傲然漠视。张春桥先是摆出一副严厉面孔教训了郑君里一顿,警告他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端正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言谈中,这位刀笔吏转弯抹角地说到了江青同志郑君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冷得发抖,随即直截了当地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他声调里居然有商量的语气,阴阴地透着一股杀气,郑君里当即答应了。

郑君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

江青收到张春桥转来的东西并不满意,显然还有什么东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张春桥找郑君里又谈了两次话。至于谈了什么,在妻子黄晨的追问下,郑君里仍只字未露,足见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并且怕说出来会连累家人。此后,郑君里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语。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的折磨,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办事拖拉并不满意,她要请叶群出面帮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心里嘀咕不知这个江青又要搞什么名堂。

江青和叶群来到叶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

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

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

叶群做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

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纳取得联系,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其中另有隐情。1957年的春节,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着名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任凭张春桥左提醒右恐吓,郑君里万般无奈怎能拿得出信件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近三十年(从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时间,江青在中国政坛上被压制而默默无闻,刚刚崛起怎甘心因几封信而毁掉自己前程。郑君里交来了不少信件、书报和照片,但却没有江青要找的东西,这怎能让江青卧榻安睡亲访林府就是为此。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彪要坐上副统帅的位子还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叶群、江腾蛟为了保密,还分别给郑君里等人编定了号码,并规定:抄家的时候一律使用代号,抄得材料也用代号作标记。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单上的周信芳、于伶被临时勾去,躲过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查抄多次,因有红卫兵把守而放弃;于伶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搁置。江腾蛟为此专门请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于伶两家。

行动之前,江腾蛟下达了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三,带队负责人暗带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五,对行动的队员只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天亮前四时必须全部撤回。

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一时左右,十几个戴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盖什么,衣服长短不一,钮扣上下错系显然是临时换装所致,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后,当即把门锁上,由专人看押电梯司机,再控制住电话避免走漏消息又便于向江腾蛟汇报,其余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楼,尽量小声敲开门进入郑君里家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像红卫兵那样穷凶极恶,动作和言语都很轻,生怕吵醒同一层的邻居,声称只找重要文件。门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搜查者的行动诡秘、迅速、熟练、仔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甚至连郑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个遍。临走时,他们露出了本来面目警告郑君里:“不许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就要小心你的脑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报警:一伙不明来历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们半夜行动,鬼鬼祟祟,不知为何。上海有关方面接报后,马上开始了追查,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还是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追查立即停止了,报告也同时传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当时张、姚正在南京。张、姚弄清是叶群在背后指使并与江青有联系后,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这时,江腾蛟已带上所有的材料飞赴北京。一路上,江腾蛟仍然惴惴不安,忧心此次行动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满意。

江腾蛟到达北京后,直接向吴法宪汇报。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不许任何人拆阅。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叶群拿走,第二天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江腾蛟说“上面非常满意”。所谓“上面”自然是指江青,从中可知江青已看过叶群带去的材料,显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腾蛟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任务有了邀功请赏的资本而暗喜。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电话挂上不一会儿,空军司令部党委办的人就把那包东西送到了。此前,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最后决定“一劳永逸”。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

叶群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时,一同来的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就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刚捅开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离炉子十步左右处来回踱步,不时偏过脸来瞥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叶群同样有些胆怯慌张,只有谢富治比较兴奋,不知他的镇定是来自男人的本性,还是来自公安部长的权力。谢富治亲自打开那包东西,和叶群一起将材料投进炉火。升腾的火焰映红了几个人的脸,江青带着欣赏的姿态看着叶、谢仔仔细细一片一片地把文件或照片扔进火里,两人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在场的人都沉默着,除了火苗的窜动和纸张的断裂声,没有任何声音;直到一件件罪证全部化作灰烬,江、谢才离开。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一缕青烟,但活着的人还有嘴巴,他们的嘴巴必须堵上。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

江青和叶群的这次合作,使许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但最后倒霉的反而是她们自己。

编辑:惠风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