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右运动前后面孔:唐太宗与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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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3 00:36:15

在反右运动前后出现“两个毛泽东”,第一个是虚怀若谷的唐太宗,第二个是阴险毒辣的朱元璋。这“两个毛泽东”,哪一个是真面目,哪一个是伪装?抑或两个都真,两个都假?他们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是开明的唐太宗遭到一帮恶意文人的误解、歪曲和利用,或者遭到一批保守官僚的反对、抵制和违抗,使他无法收场,只好玩川剧变脸,摇身一变朱元璋?还是狭隘的朱元璋故意将自己伪装成开明的唐太宗,引蛇出洞,诱敌深入,以便将那些不知深浅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本文选自民主中国网站,作者杨光,写于2007年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掌权后发动的数个政治运动之一(图源:VCG)

关于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五十年里一直有诸多争议。鉴于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鉴于反右运动的发生机制至今尚未消亡,也鉴于反右运动的历史后遗症至今未能痊愈,围绕这些争议,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挖掘。

一、两个毛泽东?

反右运动最有争议之处莫过于毛泽东的角色问题。因为在反右前后出现了“两个毛泽东”:第一个是唐太宗式的--虚怀若谷、宽厚仁慈、信誓旦旦、诚意动人,第二个是朱元璋式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心胸狭窄、睚眦必报。一般认为,从1955年底到1957年5月初近一年半里的那个毛泽东是第一个毛泽东,1957年5月中旬则是“两个毛泽东”的明显分界线,以5月15日毛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显著标志。但此文当时只下发给党内高干阅读,党外与公众并不知情。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天里,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仍然还在响应第一个毛泽东的号召,兴致勃勃地给党提意见、帮党除“三害”,而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官员则悄悄按照第二个毛泽东的秘密指示,鬼鬼祟祟地、紧锣密鼓地实施“张网捕鱼”、“聚而歼之”的“阳谋”。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第二个毛泽东的狰狞面孔才公然亮相。

从时间上看,“两个毛泽东”似乎是一前一后、截然分开的。然而,当我们细读毛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18日和27日的几次讲话,又发现毛泽东的变脸在时间上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他的第二张面孔分明早已有所显露。这“两个毛泽东”似乎又是相互穿插、相互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为理清“两个毛泽东”的脉胳,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毛泽东当年大相径庭、自打耳光的两手表现吧。

唐太宗式的毛泽东:

1.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主旨是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求“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会议认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也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号召“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并完全支持周所作的报告。稍后,于3月3日闭幕的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召开这两次会议的时间值得特别注意,知识分子会议召开于苏共二十大之前,统一战线会议几乎与苏共二十大同时,这表明,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并不完全是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激发出来的。

2.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的开明表演一发而不可收。其开明的程度不仅大大超出了其党内高级同僚,甚至也大大超过了刮起“解冻”“十二级台风”的赫鲁晓夫本人。1956年4月至5月,毛的开明表演达到了第一个小高潮。4月2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4月28日又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次讲话不仅出笼了著名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则和“双百方针”,更充满了在那个时代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胆的新观念,诸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反革命的积极因素”、“民主党派万岁”、“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要敢于刊登那些骂我们的东西,包括蒋介石的讲话和美国之音的广播(否则就有片面性、容易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党中央不编写党史,历史研究应该独立”、“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合法权利”等等。虽然毛的原始讲话并未公开发表,这些新说法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通过陆定一、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嘴巴说出来,但是很明显,这些说法的发明权只可能属于毛泽东。若没有毛的首创,其他人是绝对没有胆量、没有魄力说这些大话的。与毛罕见的开明姿态相对应,1956年也就成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唯一一个没有搞过大规模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年份。

3.1957年2月至3月,波匈事件后中共惊魂已定,毛泽东的开明表演达到了一个大高潮。毛2月27日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作长篇即席演讲。他的讲话令人振奋,引起了全球好评。老对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说:“我把这一篇演讲读了好几遍。这一类的演讲是要多读的。”这两篇讲话完全没有架子、没有空话、没有官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遗余力地号召鸣放。毛宣称党和人民之间有矛盾,主要责任在领导者,因此要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包括流沙河那样“有杀父之仇的人”也要团结)。他鼓励甚至是恳求大家要无所顾忌地批评党、大胆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不论对错,一律言者无罪。其心胸之坦荡可昭日月,其态度之诚恳可动天地。这个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此时大约已臻化境,谁还能怀疑这样一个推心置腹、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的英明领袖呢?就连一向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翻译家傅雷先生也都有了鸣放的冲动,他写信给儿子说:“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讲完话之后,毛泽东便一路南行做“游说先生”,全力推销他的“大民主”。在4月30日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座谈会上,毛还一本正经地提醒储安平别忘了“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五一节之后,这位唐太宗式的毛泽东才稍事歇息。好话已说尽,烈火已点燃,第一个毛泽东悄然隐身,退到幕后。

朱元璋式的毛泽东:

1.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毛泽东在56年底、57年初波匈事件稍后在八届二中全会和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与他在其他公开场合的言论有明显区别,显得有些诡异。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毛声明他赞成“大民主”、赞成“闹事”,理由是“大民主”可以用来反对官僚主义。他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又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但是,接下来,毛泽东话头一转,却又将“大民主”的矛头指向了与官僚主义不太相干的“民主党派”和“教授”。他说:“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这段话表明毛并不信任民主党派和“教授”,并不打算将“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权利赋予他们,“长期共存”似乎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事情,这就与他此前此后的其他公开言论明显相左。这个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它对群众闹事的赞赏态度,提前十年透出一股文革气息,二是它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使他其后五个月中的唐太宗式表演显得没有根基。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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