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杀戮知识分子:人类史上罕见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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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22 09:59:01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然而,晚年的朱元璋却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本文摘自2010年第6期《同舟共进》,作者张宏杰,原题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礼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论者多以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图源:VCG)

硬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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