敛财狂万历亲手开启的亡明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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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3 05:55:24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九日夜,皇后寝宫坤宁宫发生火灾,火势延及皇帝寝宫乾清官,二宫皆被烧毁。因重修宫殿需要经费,万历觊觎已久的矿税终于开征。此时的皇帝与朝臣不会想到,矿税被称为明代一大恶政,与明朝灭亡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矿税被称为一大恶政,在当时一些朝臣看来,有不得不征收的理由。

万历帝在张居正死后开始了骄奢淫逸的生活(图源:VCG)

此时正值明朝对朝鲜用兵之际,军费浩大。这之前尚有平定宁夏哱拜叛乱、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所征饷银,“宁夏用兵,费(银)百八十余万;朝鲜之役七百八十余万;播州之役二百余万”,国力消耗极大。

三大征是万历朝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却不是唯一原因,万历本人消费膨胀亦是重要原因。

张居正死后,万历再无约束,万历中期皇帝一人每年膳食费增至三十万两,修造定陵寿宫费银八百万两,修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即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居正卒,添织渐多,……二三年间,费至百万,取给户工二部,搜括库藏,扣留军国之需”。采买金珠,“费以巨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

臣僚们不断上本,请万历帝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万历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万历二十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其“好货成癖”。

不断增多的开支造成了严重超支,万历十年岁入白银三百六十七万两,岁支四百二十二万两,超支五十四万两。万历二十七年前后,每年超支仍为五十万两左右,时至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

与此同时,万历又大封宗族“神宗赉于过侈,求无不获”,四川沃野“为王者什七,军屯什二,民间仅什一而已”。万历四十一年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赐田二万顷,河南不足则括山东、湖广土地益之。

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在二宫烧毁后,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当时执政的内阁大学士张位在见到西南地区采矿卓有成效后,“以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国、无病民”赞同了这个决定。

《明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阶段性考察》一文指出,户部率先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是:矿脉不清、体制不明、经费不敷、防范不易。建议在摸清了矿脉、制定了方案、筹措了经费、健全了保障之后,再遣官采矿。然而户部无法筹措到重建二宫的经费,自然也就无法阻挡皇帝采矿的决心。但是,户科给事中程绍针对皇帝所说的嘉靖旧例指出:发生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采矿,从当年十月起,到三十六年十二月止,前后将近12年,共派遣官员40余名,防守官兵1,180名,总计费银3万余两,另有往来夫役、马匹及沿途供应费数千两;但采矿的全部所得,共28,500多两。所以得出“所得不足以偿所费”的结论。

万历并不以为然,支持他的大臣不在少数。实际上,户部的数据也无法证明矿税一定会亏损。虽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不知道当时中国已无易采的金银富矿。

在开矿榷税后,矿石成色虽让万历不满,但他依然委任大批宦官做矿监税使,“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一旦被认为地下有矿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开矿,开矿时挖掘不到时,附近的商家会被指控“盗矿”,必须缴出全部“盗矿”的赔款。

矿监税使“掘人冢,坏人庐,淫人室,荡人产,劫人财”,使得整个国家“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所到之处,民穷财尽,“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党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士民公愤”,而“帝不问”,遂成明代一大恶政。

至于财政也没有好转。据统计,万历二十五至三十三年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可谓“驱率狼虎,飞而食人,使天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

虽然矿税有一部分用在了民生上,却难以抵消对民财的攫取,不断激起民愤。自万历二十七年起,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发动“民变”,驱除和制裁矿使税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各地民变不下数百起。

矿税为祸惨烈,当时已是天下皆知。无论上到朝堂重臣,包括内阁在内,还是地方官吏,请求万历撤销矿税的疏文几乎无日不有。

万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万历也知此政已沦为恶政,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万历临终前遗诏指出大臣应勉以用心办事,以及废矿税,起用建言而得罪的官员等。然而为时已晚,清乾隆帝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评价其:“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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