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反思六四:党面对危机无效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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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2 05:00:39

基辛格在《论中国》指出,江泽民谈了他对六四事件的反思:中国政府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件事件,”他解释说,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里没有几个英雄——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党;他有些懊丧地形容党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表现无效和分裂。

1992年10月,邓小平与江泽民握手(图源:AFP)

八九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他们的起点。在1971年至1972年,美国与中国寻求和解,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相信,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激进治理的保留意见。现在美国制裁中国,拥抱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的国内结构改革变成一个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

我见过江泽民,当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没有期望他作为国家领导者出现,正如他做到的那样,引导他的国家从灾难中以惊人的能量和爆发的创造力走向崛起。尽管最初怀疑,他负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人均GDP最大的增长,香港的和平回归,重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将中国推向一条走向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1989年11月,江被提拔后不久,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向我强调他对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邓:您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你在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见他。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个素质高的人。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邓: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会想到江会成功。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他赢得了对他处理本市风波措施有方的赞美:在危机的早期,他关闭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但拒绝实施戒严,不流血地平息了上海的示威。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过渡人物,可能是一个在温和派和保守派中间妥协的人选。他缺乏自己的强大权力基础,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他并没有散发出一种指挥者的光环。他是第一个没有革命或军事凭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发展自官僚和经济表现。他的权力不是绝对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的共识。例如,直到1997年,他成为总书记8年后,他没有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他的主导地位。

以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气度超然,适当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中国的儒家传统。江泽民树立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与哲学式帝王毛泽东、儒雅宰相周恩来,或久经沙场的国家利益捍卫者邓小平相比,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他是温暖的和非正式的。毛会从奥林匹克的高度俯视他的对话者,好像他们是研究生接受考试检验他们是否有充足的哲学见解。周进行谈话表现出毫不费力的恩典和儒家圣人的智力超群。邓小平在讨论中单刀直入主题的实践环节,把离题寒暄当作浪费时间。

江泽民从未宣称哲学上的卓越性。他会微笑、大笑、讲趣闻轶事、和触摸他的对话者,以此建立一种连接键。他引以为豪的是,有时炫耀性地,他对外语和西方音乐的闻达。对非中国籍访客,他的演讲经常夹带英语或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语的表达式强调他的要点——没有任何事先征兆滴在丰富的中国古典成语词典和美国俗语库之间跳跃,如“要有两个人跳探戈(美)”,“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当场合允许时,他可能会在社交和偶尔官方的会议上即兴歌唱,且不管目的是转移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强调情谊。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访客对话时,通常有一批顾问和记录员随从在场,他们不说话,且很少互相传递笔记。江与此相反,他往往像组织一个希腊合唱方阵,他先开头提出一个想法,然后问他的顾问,好像同时得出结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方与一个团队打交道而他是队长。江泽民博览群书、有着高学历,他试图将他的对话人吸引到他周围的善意气氛中,至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会制造一种对话气氛,在其中他的对手甚至他的同事的意见像他自己的一样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是我遇到过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最少具“中央王国”特质的人物。

江被提拔到中国国家领导的顶级行列后,一个(美国)国务院内部报告把他描写为“温文尔雅、充满活力、和偶尔龙飞凤舞,”并记述“在1987年上海的国庆日祝活动上,他走上贵宾主席台,在灯光闪烁和烟雾缭绕中指挥交响乐团演奏激昂的”国际歌“。”在尼克松于1989年到北京进行私人访问期间,江泽民,从座位上腾地双脚弹起,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说。

这种非正式品牌无论是中国或前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鲜有其例。外界往往低估了江泽民,误以为他的大叔风格缺乏严肃性。与此相反的才是真实的。江泽民的示好姿态是以定义目的为准绳,当他划下道,是相当明确的。当他相信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时,他的决心可比他的泰坦尼克号前任。

江泽民是世界大都会型的,他明白中国只能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能回到“中央王国”的遥不可及的主导地位。周明白,还有邓。但因为毛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周只能分段实现他的愿景,而邓的受八九风波影响而间断。江的亲切感是一个严肃的经过计算的尝试,为了将中国构筑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恢复国际信心,它是一种既帮助医治国内创伤又软化其国际形象的表达。排除对他偶尔龙飞凤舞样子的批评,江泽民为政府工作和摆脱国际孤立以及幸免于苏联同行体系的命运摆出了一张有效的面孔。

在他的国际国内大构想中,江泽民何其幸运有两位得力干将相助:一位是我所知道的最纯熟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另一位是智慧卓越和坚韧的国务院副总理(后总理)、首席经济决策者之一朱镕基。两人都毫无歉意地支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好的观点。两人还认为,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深化其与国际机构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那些总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发出批评之声的西方国家。遵循江的藐视性乐观路线,钱和朱到国外广泛出游,参加国际会议、新闻采访和经济对话,常常面对批判怀疑的观众以外交决心和风趣幽默化解。并非所有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与那些对中国的现实不屑一顾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并非所有的西方人愿意批准与政治期望不达标的中国共事的努力。政治家需要以模糊管理而非绝对管理来判断。江、钱、朱以及他们的高级助理官员做到了将他们的国家引航出孤立困境,并恢复了与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世界的脆弱联系。

在1989年11月被任命后不久,江核心邀请我谈话,他透过传统的外交政策镜头审视“事件”。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国内挑战的反应会引起与美国的关系破裂。“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大问题,除台湾以外”,他坚持说。“我们没有边界争端,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公式。”他强调,中国并没有声称其国内的原则适用于国外:“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该国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其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就中国来说,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美国的积极姿态,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是自愿的,它不能从外部强加:

中国的历史证明,更大的压力只能导致更大的阻力。因为我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我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法则解释事情。中国有11亿人口。它很大并且有巨大的惯性。向前推动它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

江分享了他对“危机”的反思。中国政府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件事件,”他解释说,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里没有几个英雄——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党;他有些懊丧地形容党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表现无效和分裂。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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