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严打乱象:越打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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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2 02:21:37

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年7月19日,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

当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正式揭开了声势浩大的83严打。

正常的男女交往在严打时可能成为流氓罪(图源:VCG)

这个决定背后是“犯罪井喷”:中国刑事犯罪激增,恶性杀人、强奸,乃至爆炸、劫机层出不穷。据统计,仅1979年到1981年这三年时间里,中国刑事治安案件的平均年立案居然高达90万件。1982年立案74万多起,其中大案64,000起;1983年头几个月案件继续猛烈上升。犯罪不仅数量多,情节更是恶劣。

1979年,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一群青年围攻了正在处理一起普通治安事件的办案民警,造成长达8个多小时的社会混乱。混乱中一位过路妇女被流氓当众调戏,衣服、裤子全被扒光;1981年4月2日,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位女学生在划船时遭到外逃劳教人员的尾随调戏,之后被当众劫持并被强奸。这些都是彼时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恶性事件。

在严打以前,整个社会已经是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的混乱状况。

虽然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曾郑重宣布今后不再搞群众(政治)运动,邓小平依然祭出这个法宝,开始了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他拿出当年带兵打仗的经验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最后说:“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邓小平的理念起了主导作用,“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成为标准。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这成为“严打”时判罚的标准:“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从这年夏、秋天开始,历时三年,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公、检、法、司机关全力以赴,大规模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简称“严打”。

据《安徽“严打”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介绍,其规模之大、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是前所未有的;打击人数之众,仅次于1950年至1953年的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按照中共部署,这次严打以三年为期,三个战役,对犯罪分子采取抓一批、杀一批、劳动教养一批、收容审查一批、注销城市户口一批,以达到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彻底打下去,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的目标。

严打号称要进行三年,加上收尾工作,实际历时3年零5个月,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

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上海逮捕了六位“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为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三个战役结束后,刑事犯罪案件在短时间内有所下降,社会治安有所好转。然而严刑峻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1987年开始,刑事犯罪案件快速度地、大幅度地上升,社会治安秩序动荡不定,于是中共不得不继续开展严打斗争,一直打到上个世纪末。

今天来看,当时的“犯罪井喷”有着深刻的时代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脱离了军事化的人身控制,第一波农民进城就业正在发生。而新的经济成分,逐渐活跃的市场,带来货物和人员在城乡各地的流动。人们的流动,是旧有的治安管理体制不曾有过的经验。此外,毛泽东时代被安排下乡的知识青年也开始陆续返城。

农民与返城知青争夺就业机会,城市中的待业人口越聚越多,一度超过两千万,使城市出现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

以北京市为例,当时待业人员40万人,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当时,北京市的一份调查说,部分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

这些青年长于文革时期,那时国家司法系统趋于崩溃,一些人没有任何法律观念。加之红卫兵与武斗遍布全国,即使没有当过红卫兵的人,也对抄家、武斗习以为常。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他们对这些暴力手法信手捏来,造成层出不穷的案件,社会治安大乱。

显然,严打不可能解决无业青年的待业问题,也不可能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除了制造出大批冤假错案外,试图用严打稳定社会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而每次严打都陷入了“发案多,破案多,抓人多;发案更多,破案更多,抓人更多”的怪圈。

在不断反思后,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长马振川表示,将用“织网防控”模式取代严打。然而薄熙来任重庆市委书记时,“打黑”的内核依然是运动式的严打,可见用政治运动来开展严打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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