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令人忧虑的中国盟友

+

A

-
2017-09-11 22:18:02
摘要:毫无疑问,巴基斯坦是中国最亲近的盟邦之一,中巴友谊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与所有双边关系一样,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样经受着考验。其中,最不确定却往往被忽视的政治因素,就是巴基斯坦国内日趋可能的伊斯兰革命风险。因此,中方无疑应该警惕中巴邦交重蹈1917年俄法关系、1949年中美关系和1979年伊朗美国关系的覆辙——即大国的外交利益因盟国的政治大动荡而遭遇灾难性损失,这是一个尚未被意识到的巨大地缘隐患。

在近期闭幕的金砖国家宣言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五个主要发展中强国,一致署名,批评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哈卡尼网络、虔诚军、穆罕默德军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将之视为恐怖组织。考虑到此前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巴关系,多次否决其他大国将“穆罕默德军”定义为恐怖组织的努力,此次不同寻常的外交举动立刻引发了各方的不同反响。

巴基斯坦发表声明表示抵制,其国防部长强调“巴基斯坦境内没有任何恐怖组织能自由行动”;而印度媒体认为此次声明代表了印度外交的一次胜利;中国国内则反响不一。

笔者并不清楚声明出台的具体过程,所以也难以对此做出评判。不过,中国默许将巴基斯坦境内的“虔诚军”、“穆罕默德军”定义为恐怖组织,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中国开始意识到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有失控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巴基斯坦通过扶植圣战组织反抗强大苏联入侵的成功战例,使得该国对这一策略充满信心。她试图复制这种胜利,巩固其在阿富汗的优势地位,并在克什米尔打败比巴国强大的印度。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局(ISI)扶植了各式各样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塔利班、虔诚军、穆罕默德军等等。

不过,巴基斯坦政府的这一策略不但未能复制阿富汗反苏战争的成功,反而种下了巨大的潜在危机。

1、激进宗教政治组织的崛起

多年来,虔诚军、穆罕默德军等巴基斯坦激进宗教组织,通过对印度和西方的不断袭击,迅速敛聚了庞大的政治资源和声望。

与印度和西方的作战,使得这些激进组织顺理成章地成为巴基斯坦民众眼里爱国主义与虔诚伊斯兰信仰的象征,考虑到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政治原则的根深蒂固以及对印度和西方的切齿仇恨,这些圣战极大提升了激进组织的政治威望和号召力。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默许之下不断的圣战,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组织攫取了大量财富和武装资源,跃升为拥有强大武装实力的政治组织。在过去20年里,高达20万学员受过虔诚军的培养和训练,且该组织和巴基斯坦陆军都从贫穷的旁遮普地区招募新兵,双方士兵多源于一个家族或者部落;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自从被宣布为恐怖组织后,多年来与巴基斯坦军方作战不落下风;同样,“穆罕默德军”之所以迟迟不被认可为恐怖组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巴官方深恐其与政府反目成仇——政府并没有把握应付这一挑战。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的激进宗教组织,其组织脉络深入乡村基层,在民间以虔诚和慈善示人,得到了相当部分普通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在很多地区具有不亚于政府的威望。在海德拉巴,虔诚军为民众在沙漠挖掘水井,无偿提供穷人亟需的食物和社会救助;在2005年的克什米尔地震和2008年的Ziarat地震中,当地的激进宗教组织,都以超过政府的效率迅速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帮助;虔诚军甚至建立了超过160所学校以及医院,给穷人廉价教育(宗教学校)和医疗服务。2008年,巴基斯坦政府迫于国际反恐压力禁止虔诚军,遭到了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

所以,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宗教政治组织,已经成长为一股实力雄厚的政治力量,具有攫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潜能。

2、陷入政治衰退的巴基斯坦政党和军方

与激进宗教政治组织日趋强大相映衬的,是巴基斯坦国内相对稳健的主流政治正的衰败。

首先,自苏联解体之后,巴基斯坦经济陷入了停滞,逐渐被印度超越。1990年以来,印度常年经济增长超过5%,孟加拉维持在3%-5%,而巴基斯坦则长期低于3%。这就使得印度人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越了巴基斯坦,2014年,印度人均GDP已达1630美元,而巴基斯坦仅为1333美元——在上世纪80年代,印度人明显不如巴基斯坦富裕。数十年的经济停顿,使得民众对包括军方在内的主流政治力量越来越不报信心。

其次,巴基斯坦的主流政党多年来以腐败、地域化和家族政治著称,这严重削弱了这些政党的政治能量。

巴基斯坦第一大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多年来被谢里夫家族把持,谢里夫家族借助雄厚的财富(巴首富)和在人口第一大省旁遮普的影响力,主导该党的人事和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谢派穆盟的腐败几乎是很难避免的,也不可能不让人失望;第二大党人民党同样如此,豪门布托家族依托在第二大省信德的影响力,长期角逐巴基斯坦政坛,而该党的主席职务则由阿里·布托、阿里布托之女贝娜齐尔·布托、阿里布托之外孙比拉瓦尔·布托(即位时仅有十九岁)和女婿扎尔达里(联合主席)依次继承。事实上,扎尔达里在贝娜齐尔·布托担任总理期间就以腐败闻名,他因热衷捞取回扣得外号“百分之十先生(Mr.10Percent)”,讽刺任何交易经手后都要收取10%的佣金。

事实上,这样的主流政党很难在广大巴基斯坦民众中建立真正的威信,在经济持续不振的情况下,其道义威信的逐渐枯萎,也就可以理解了。

更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利于政策上相对理性的主流政党和军方。

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家认同的贫穷虚弱之大国,巴基斯坦糟糕的经济和安全形势迫切需要其与印度、西方实现真正的和解。只有这样,该国政府才有可能消弭激进宗教组织存在的政治基础——巴国与印度的低烈度战争、对西方的仇恨,乃是该国激进组织壮大的外部条件。而这也是从贝·布托、穆沙拉夫到谢里夫等不同巴基斯坦主流政党的一致政策。然而,国际形势的恶化,已经使得这一政策愈来愈不受欢迎且难以推行。

2014年5月,以压迫穆斯林著称的“古吉拉特邦屠夫”纳伦德拉·莫迪当选为印度总理,开始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方针:一方面,莫迪政府在国内开始推行压迫歧视穆斯林的政策,另一方面,印度对巴基斯坦的态度也愈来愈不友好,这就使得自视为南亚穆斯林保护者的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和平谈判宣告中断,并不断爆发大规模冲突,印巴关系濒临破裂。

同样,美国反恐战争的持续,使得对激进武装抱有同情的巴基斯坦民众越来越厌恶曾经的西方盟友;而随着西方右翼民族主义的抬头,西方亦对巴基斯坦与激进宗教武装间的暧昧愈来愈不耐烦,双方关系急剧恶化。

2017年,美国Hudson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出,巴基斯坦这些年来,从没有改变对激进武装分子的支持;2017年8月,以敌视伊斯兰教著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继不断缩减对巴援助之后,公开抨击称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并鼓励巴基斯坦死敌印度在被巴国视为禁脔的阿富汗发挥稳定作用,这引发了巴基斯坦的激烈抗议(为此,巴议会30日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特朗普的“敌意”言论,并敦促政府研究对策,包括暂停双方互访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社会越来越难接受对印度、西方的妥协。然而,考虑到地缘现实的窘迫,巴基斯坦政府只能坐视印度穆斯林被莫迪政府压迫,并必须继续容忍美军在巴国内和阿富汗清剿激进武装,而这两样恰恰是相当多的巴国民众最不能忍受的。这样的政治氛围,将不断地削弱巴基斯坦稳健执政者的道义基础,并为伊斯兰激进政治组织持续壮大提供最好的政治土壤。

中巴友谊深入民间,乃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感情基础(图源:VCG)
撰写:王夷甫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