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毛泽东:无原则不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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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0 23:04:49

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可以永远争吵下去的话题。

崇拜者认为毛是拯救世间苦难凡人的完美天神,厌憎者则将毛的一切成就归之于“毫无原则的马基雅维利权谋”。但是,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无可替代的政治领袖,具有绝对影响的历史巨人。

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绝非一位毫无原则的投机政客。什么是投机政客?政客自身对政治局势缺乏理解,也没有深刻、坚定的认知,为了攫取政治利益,其政见随政治舆论和上级压力飘忽不定,即为投机者也。

民国期间最典型的投机政客,就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和中共前领导人王明。

1927年初,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内部看起来依然强大无比,汪精卫则坚决拥护“联共”政策;到了7月,国民党右派的反扑似乎不可阻遏,汪精卫乃果断与苏联切割,开始施行“qing共”政策;1936年底,全中国的舆论支持抗战,汪精卫坚决主张抗战;但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后军势败落,汪精卫则开始鼓吹和谈。总结汪精卫的一生,可以看到,汪精卫本人缺乏的真正的定见,他的认知极易被政治氛围左右。

王明的政治生涯同样类似,其政策随俄国领袖的思维而不断起舞。早先趁着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派的东风,将相对忠厚的瞿秋白整倒;随后又将博古中央派往苏区,以鼓吹仰承斯大林之“扩大武装割据”的设想;1937年底,当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抗战之后,王明一改此前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对,坚决主张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全面合作。王明本质上是一个揣摩领袖心思,捞取政治地位的投机者。

据大陆学者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记载,1930年5月,斯大林对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另据7月2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记载,斯大林表示“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

实际上,相比于他们各自的党内竞争对手蒋介石和毛泽东,汪精卫、王明的政治原则往往随政治氛围而急剧变化,看起来相当机敏灵活,但这种变化的背后则是其缺乏对时局走向的真正理解,也绝难在政治斗争收获真正的认可和支持——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投机政客的通病。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图源:VCG)

相比之下,毛泽东则完全不同。至少在革命战争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是党内罕见的坚持其现实原则的政治人物——这种坚持,既不被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上级权威所左右,也不为民族、革命情感所动摇。

1930年6月,当时的中共实际领袖李立三,推行优先攻取大城市的“立三路线”。面对上级要求攻取南昌的指令,毛泽东依然坚持了自己“优先农村,保存实力”的原则,仅仅虚以应付,这当然引发了中央对毛的猛烈抨击和随后的解职;1932年10月,围绕着红军如何作战的问题,毛泽东不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坚持其“优先保存红军实力”的主张,并与与会大部分人员发生激烈争执,会后,毛泽东被免除了红军总政委职务,陷入了政治失势;1937年12月,王明携斯大林的尚方宝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二月会议,鼓吹抗日救国感情,要求党内干部坚决奉行与国民党完全合作的政治路线,在张闻天、彭德怀等政军领袖全部改变此前立场之后,唯有毛泽东以现实原则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从1941年到1943年,斯大林多次要求毛泽东大规模出兵苏联边境,牵制日军的侵略野心,都遭到了毛泽东的实际拒绝。

事实上,毛泽东不但不是汪精卫、王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客,他也不同于周恩来这样完美可靠的共产党干部。在毛担任中共领袖之前,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让上级开心的“忠诚”属下,相比于其他干部,毛在行动中以“抵制权威,自行其事”著称,而这也是他在苏区屡遭中共中央贬斥的根本原因。

不过,恰恰由于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使得他意识到,他的政策终将被事实验证为“先见之明”,并由此赢得更多的真正认可和追随。

1930年的“立三路线”不可能成功,李立三的领袖地位不过是一座浮动的沙堡;1932年的境外决战策略,不可能成功,红军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错误终将引发博古的失势;1937年的国共全面合作路线不可能持久,双方的猜忌、仇恨早已铭刻于心,冲突不可避免,王明一味的坚持只能引发不解;苏德战争危急状态下的斯大林命令实际上无足轻重,中共自身的军事力量建设远比“遥远的国际革命义务”(季米特洛夫语)更加重要。就是通过一次次对原则的坚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不断巩固。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更像他的一生死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与毛泽东一样,蒋介石一旦下决心“清共”,就绝不会在意国民党中央的命令和态度;一旦下决心抗日,就绝不会再中途希冀“和平”,哪怕是战局急剧恶化,或者身边的人都已经开始动摇——事实上,蒋介石认为抗战持续将引发西方强国干预的判断,同样充满了远见。

不过,相比于蒋介石,毛泽东对原则的坚持,更有技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也更善于忍耐。

1930年7月,为了应对上级要求进攻南昌的命令,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装作向南昌进军(实际上仅仅是虚晃一枪,敷衍差事);1935年遵义会议,为了推翻共产国际认可下的博古中央,毛泽东推选同样备受共产国际信任的张闻天担任最高领导,自己则掌握了军事领导的实际权力;在整风运动中,为了清除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防止斯大林的干预,毛泽东的整风材料大量以“斯大林语录”作为掩护推进。

而且,苏区时期易怒的性格,随着挫折和时间逐渐消磨,忍耐和择机而动,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特性。从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真正确立领导地位(得到斯大林的支持),直到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开始了清除苏联影响、确立自身领袖权威的整风运动;同样,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毛才开始反击党内某些极度亲苏的政治派别。

作为同样都是以顽强著称的领袖人物,相比于蒋介石凡事硬抗的政治性格(周恩来称之为“孤注一掷”),毛泽东隐忍待时、绵里藏针的推进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更胜一筹的原因。

“蒋介石正是在这方面老犯错误,他过于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带领敢死队的突击英雄。”

——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蒋介石

撰写:王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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