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抗日敌后游击队的覆灭之国共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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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0 08:45:18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说,中共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友军的协助是很明显的,没有正面战场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之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如1938年阎锡山部下游击队在山西局势不利,就将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同组成第二战区东路军,由朱德总指挥。4月,东路军国共两党军队联合作战,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企图摧毁太行山腹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克涞源县日军据点东团堡(图源:新华社)

八路军在发动百团大战期间,曾得到国军游击部队的策应,不过两党之间的摩擦已经开始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面对新形势,日军调整了对华政策:一方面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极力拉拢、扶持亲日的傀儡政府,并且诱降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是加大对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打压。国民党也提出气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战重于阵地战"的口号,在军事部署上,除继续坚持正面防御外,以1/3兵力进入敌后从事游击战争,并设立鲁苏、冀察两个游击战区。

国民党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牵制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但也确实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搞摩擦、争地盘。1939年,蒋介石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不假思索的将“溶共”“限共”“防共”重新定为国军的主基调。1940年6月《共党问题处置方法》规定:“加派有利部队或忠实精干之游击干部前往冀鲁,加强本党在华北之武力,以压制共党之发展”。

从1939年起,中共要面对的是日军与国军的双重挑战。

可以说,正是蒋介石的不智之举帮助了共产党的壮大。在国共携手抗日的岁月里,“中共信守承诺,未在国府后方从事武装叛乱,只在国府军事崩溃或鞭长莫及的日本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发展速度有限。在蒋介石打开国共摩擦的大门后,共军仅凭借自己在当地民众的良好印象,就在这一系列的争夺战中占尽了上风,在华北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张荫梧、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在陕甘宁打退了胡宗南;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在山西则挫败了阎锡山试图掌握新军的计划。

随着国军游击队的不断覆灭,在1940年春天,日军就已经注意到“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的现实危险性,因而决定将“讨伐”的重点开始指向八路军,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打击,中共为了自身发展发动了百团大战。无论从何时看,这场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没有对日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反而强烈刺激了日军,使其更清楚地感受到来自八路军的威胁,从而调集了更多兵力进行扫荡。一时间,中共的根据地和规模都缩小了。

就在“百团大战”开始受到日军报复后不久,国共关系也因为皖南事变的发生而骤然紧张起来。虽然以国共摩擦的进度来看,国共反目是早晚的事情,然而皖南事变从此让共产党彻底脱离了国民党指挥,同时造成了两党的反目。这直接造成了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坐视国军败退而不出兵。

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同时,国共的军事摩擦也迅速被日军发现并利用。1940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发现国共“内部的暗斗和基层的相争依然在激化”。日军据此制定《华北地区思想指导纲要附录书》指出,“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间的摩擦,破坏两党合作……”

在新政策下,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调回20余万部队,在华北日军兵力达到47万,并集中了傀儡政权中投入战场的全部军队,先后共调集60万日军以及90万伪军,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以最靠近华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日军围攻最为频繁的冀中根据地为例,到1942年止,日军共计建筑据点和碉堡达1753个,平均每4个半村庄或是114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将各据点和碉堡间妨害展望与射击的树木、房屋和丘陵一律削平;挖了4,186公里的封锁沟,即平均每14平方公里就挖有1公里的封锁沟,不仅各县之间,就连区、村间也大部分挖了深达数米的深沟,试图以此来阻止中共武装的自由行动。

据此,毛泽东重新估计了战争形势,明确开始提出了“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并且更加重视游击战战术,中共彻底化整为零,将地方武装缩小到以连为单位,通常则是排、班来压制兵力薄弱的据点,或者以村落连环防御的战术对较大日伪部队进行反合击。

同时,新入冀中的游击队以暗杀伪军作为挫敌锐气的主要方式,在暗杀高级头目之后,伪军小头目逐渐与游击队展开合作。随着暗中与游击队合作的伪军越来越多,游击队的行动也就越来越自由,日军也就不得不无奈地承认:“逐渐好转的华北的治安,至1942年底又趋恶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迅速爆发,华北日并的兵力配备和注意重心逐渐转移,中共在敌后游击战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存活了下来,到1943年,其军队总人数上实际上只缩小了10万人左右,尚有47万之众。

而蒋介石的思维还没有转过来,仍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身上,“以空间换时间”,游击队的针对目标甚至还是共产党,这使得不少一心抗日的将领心寒,不是投共就是独立,前者如吕正操后者如王劲哉。军心一旦涣散,面对日军的强烈的攻势,再加上没有人民的支援,国军往往不战自溃。

从1941年起,敌后国民党军队出现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局面,将官投敌者六七十人,军队近五十万人,其结果直接导致了其敌后根据地的崩溃。此消彼长之下,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已有19块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而此时的国军游击队,早已烟消云散。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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