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朱元璋:太监帝国的真正幕后推手

+

A

-
2017-09-04 21:23:49

鉴于历代宦官干政的弊端,朱元璋对宦官掌权极为厌恶,登基之后也多次表现出对宦官干政的憎恨,并且一再表明严禁宦官干政。但是朱元璋却是矛盾的,明代宦官权势的做大恰恰是朱元璋在位期间一手造成。

朱元璋曾对前朝宦官干政感慨道:“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岂可得乎?”可见,朱元璋深刻的认识到,宦官干政的最重要原因还在君王身上。

如果君主能够不给于这些宦官如此大的权力,那么必然不会酿成灾祸。所以,朱元璋登基之后,十分清醒而警惕地划定了宦官的工作,不过就是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不得有其他职责,要经常戒敕,使他们产生畏惧感,不敢为所欲为。同时,在人数方面,朱元璋也大为限制,定内使监六十人。

洪武十五年,有一内廷在宫中侍奉多年,不过是无意间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就被认为是谈论政事,被朱元璋知晓后,当天就让他离开宫中返回乡里,并告知群臣说:“自古贤明之君,凡有谋为,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况阍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辟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穷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阶乱者多矣。朕尝以是为鉴戒,故立法: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今此宦者虽事朕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惩将来也。”

洪武四年,对于严防宦官干政朱元璋如此解释:“吾所以防之极严,戒履霜坚冰之意也。”可见,无论是前朝宦官干政的前车之鉴还是个人心理,朱元璋对宦官都产生了很强的戒备心理。

朱元璋身着黄袍图(图源:VCG)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还特意把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不过,却也正是朱元璋,开启了委政宦官的先例,其中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宦官出使。洪武二年六月,朱元璋派遣内臣金丽渊致书高丽,开启了宦官出使国外之例;洪武七年,又选派蒙古族宦官出使漠北;洪武二十四年派遣宦官韩龙黄出使朝鲜索马;洪武二十八年,内使赵达、朱福等出使暹罗等。可见,朱元璋在位期间,宦官出使极为频繁,而且不分国内和国外。

第二,参与茶马贸易。茶马贸易是关系明政府和西北少数民族关系和国防的重大问题。洪武八年,朱元璋派遣内使赵成以罗绮绫帛并巴茶往河州与西番市马。洪武二十五年,又派遣太监而聂去往河州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换取茶叶。

第三,监督商税。《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十年朱元璋派遣中官参与核实国家税收:“户部奏:天下课税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宜速遣中官、国子生及刑部委官各一人往核其实,立为定额。”明代宦官参与商税活动即滥觞于此。

第四,插手刑狱。洪武十二年,内官陈景奉命到靖江王朱守谦处宣读谕旨,列举了朱守谦的父亲朱文正的罪状:“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并警告朱守谦不要重蹈覆辙,当场逮捕了朱守谦的一些亲信。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起,朱元璋又派宦官奉旨谕令晋王惩办蓝玉党羽。这也开了宦官参与刑狱的先例。

针对上述这些举动,朱元璋给出的解释是:“阍寺便习,职在扫除,供给使令,不假其兵柄,则无宦寺之祸。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可见朱元璋认为,虽然宦官不能给予过多的权力,但是也可以利用他们实现以内制外,只要不掌握兵权,就不会对皇权构成威胁。

一意孤行的朱元璋对于大臣们上书“内衬太多,宜稍裁省”的意见置若罔闻,洪武十五年,一次便增加内使三百六十人,洪武二十四年,还向高丽索要阉人达二百多名。朱元璋将这些宦官视为“羽翼”,不但增加宦官人数还提高了宦官品级。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又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可见,朱元璋在对待宦官问题上言行有所相悖,正是这种矛盾的做法造成明朝后期宦官干政达到顶峰。

撰写:安童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