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毛泽东为何大骂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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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1 10:49:26

1936年5月,随着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因长征而一度中断的通讯得以恢复,斯大林指导下的共产国际重建了对中共的影响力。仅仅6个多月后,这种影响力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12月12日,中华民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视察该地的蒋介石。消息传来,毛泽东与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建议把蒋介石“押在自己(张学良)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3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称,这次事变“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当天,中共中央所在的保安举行了坚决要求公审蒋介石的群众集会。著名左翼记者斯诺(EdgarSnow)在《延安周记》中这样记录当时的场景:“从1927年“四一二”以来,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高如山积,现在是清算这笔血债的时候了。必须把蒋介石带到保安由全国人民公审。”而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则声称,“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哪怕是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苏代表团领袖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亦相当兴奋,即欲致电中共中央杀蒋。

事实上,中共党内对西安事变的欢呼,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对中共造成了难以泯灭的伤害,刻骨的仇恨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中共的杀蒋请求,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针对苏联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的实力迅速攀升,而日苏双方的边境亦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迫切需要与一个相对统一的中国在远东牵制日本,以舒缓苏联在远东的压力——而蒋介石就是当时唯一一个既反对日本又能够维持中国统一的领导人。这一点,决定了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毛泽东完全不同。

中共方面试图枪毙蒋介石的举动,引发了斯大林的无比震怒。据共产国际领导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描述,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4日深夜12点钟,斯大林突然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赶紧表示他对此毫不知情。

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微妙(图源:VCG)

12月16日,在斯大林的主导下,共产国际以命令的口气致电中共,“建议你们采取以下立场”,称“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由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抗日运动的最杰出活动家来改组政府(实际上是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杀蒋要求只字不提,并明确要求中共“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与此同时,苏联官方媒体也在斯大林的要求下猛烈抨击张学良等人,《真理报》和《消息报》直接将张学良定位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

由于担心中共私自行事,斯大林随后亲自拟定电文,致告中共,称“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明确表示,“张学良分量不够……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斯大林不顾中共情绪的独断,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抵触。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发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斯诺还记述,毛收到这封电报时勃然大怒,一边咒骂一边跺脚。特里尔(RossTerrill)的《毛泽东传》也有类似的描述:“正当中共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毛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这里,斯诺的说法,由特里尔通过采访大陆前外交部长黄华得到了证实。

在斯大林的主导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由最初的“杀蒋拥张”,变成了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从西安事变的支持者变为调停者,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

撰写:王夷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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