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联络员:宋庆龄人生的最后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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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30 10:49:14

李云祖籍浙江海宁,1915年出生于苏州,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3月,她被中共派往河南开展军运和军事情报工作,在获得国民党进攻江西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计划以后,即作密写,速同军事密码和军用地图一起报送中共。同年,她又被派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从事上海租界的情报工作和“警报”工作。以后又受中共的委派,到宋庆龄处担任“秘书”工作,实际担任中共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本文摘自2002年第3期《炎黄春秋》,作者李云,原题为《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宋庆龄(图源:VCG)



上海解放后,我从济南直接去上海,被调去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尽管工作繁忙,我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望宋庆龄。听说她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

一天我去宋家,李妈远远地看到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1936年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改姓钱)她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李妈把我引进客厅,坐下后说:“我去告诉夫人。”一会儿皮鞋声从楼梯上传下来,我知道是宋庆龄下楼了,赶紧站起走到门口迎接她。宋看到我非常高兴,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靠里的沙发上。宋对我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呀!”我和她分别了十多年,她好像变化不大,仍旧那么端庄、清秀,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宋庆龄没有问我的情况,却急急忙忙告诉我发生的一件使她一直生气的事。

她说:“上海解放后,一天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来接管房子的。何元光和李妈再三讲也没有用,外面院子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我在里面气极了。李妈见到这些人无理可讲,劝我出去:‘你不出去还不行,吵得要命。’我是在这样情况下出去的。那么多的人转着我看,真难为情极了。我见那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军用刀,在地下划来划去,嗓门儿也大。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说完我就回到楼上,不管他们翻天覆地的叫嚷,不理他们。”

我看她至今还在生气,我说:“这些人实在太无知了,即使对一般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凶横。”宋饮茶后,气平了一些,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她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她又问起我的大孩子,因为她记得1938年我请假由香港回上海,就是因为孩子生病。我告诉她,我们都去了延安,孩子托人带,大热天,孩子口干,自己爬在凳子上去拿热水瓶,结果整个热水瓶打翻在身上,全身脱皮,送到医院,没有几天就死了。宋庆龄啊呀地叫起来:“怎么会这样,孩子真太可怜了!”接下去她大概怕我为孩子心里难受,就改而谈起房子问题。她说莫利哀路的房子很破旧,一下雨就漏,无法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暂时住在靖江路。一直到1949年初才搬到这里来的。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住在重庆路,她叫我写住址给她。她拿了住址对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就来。不多时,她拿了两件衣服,男装是卡其布面子,里面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说你拿着,天冷可以披在身上。她叫李妈帮我包扎,让我拿好。我站起来告辞,宋说下一次一定要来,我有事情要对你讲。

对于宋庆龄反映接管她的房子事,我通过徐强(我丈夫)了解到那位领头的军人已经挨批评了。



我第二次去见宋庆龄时,她告诉我家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宋对我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李妈特地养了两只母鸡,下的蛋放在铁皮筒里,一个原来装饼干的筒。市里为了照顾我,派来了两位解放军进驻。不料他们有人竟去检查那只铁皮筒,还用东西去敲敲,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实在气人,难道吃鸡蛋是资产阶级吗?多可笑。”我解释说,显然这是一场误会,可能他们怀疑铁筒里有什么东西,为了安全才去检查的。”宋对我谈到她在香港1938年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中国福利会,希望我能到会里工作。而我很希望长期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我不能不考虑。我告诉她,目前接管工作很忙,我可以每星期来一、二次,帮助中福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宋很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帮助中福会调干部,建立和健全机构,当我正准备离开中福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检验局时,宋庆龄却于1951年2月13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考虑回到原来的办事处去。大家都称赞你办事周密,关于人事问题非与你商讨不可,没有一位同仁愿意你离开我们的。……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辞意。”我接到此信不得不继续帮助中福会工作。几个月后大约是1952年6月,组织上突然将我调到中国福利会,另调外贸局的副局长吴锦章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中福会那天,他们对我热烈欢迎。人事秘书通知我说:“宋主席请你去她家。”(宋庆龄是中国福利会的主席,故大家都叫宋主席,我以后也称宋主席。)我到了宋家,宋对我说:“我请你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我想把一些情况告诉你。”随后,宋主席给我介绍情况说: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用房很困难,陈毅市长把常熟路157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调拨给了中福会作办公用房,而且里面有全套办公桌椅,质量都很好,已全部赠送给中福会,我很感谢陈市长。

她同时给我介绍了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朋友的情况: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赴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成员,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6年他带着美共总书记霍尔签字的信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的前身)找我。我就接受了他来基金会工作,当时是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现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福利会不适合用外国人来做领导工作,故尔将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我希望你来担任秘书长,具体领导中福会的工作,谭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你是秘书长,和他一样,也应该300元一月薪金。”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我一直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从未拿过薪金。我说太多了,只要一半就可以了。宋回答我说:“这样不好,好像外国人就可以高薪金,中国人就要低一点,影响不好。”由于我再三强调,我是共产党员,薪金太高不好。宋很勉强同意了。接下去又介绍了另一位美国朋友耿丽淑女士,宋说:解放后,我收到耿丽淑从美国给我的来信,她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求我给她一封邀请信,她可以来中国,避免一场灾难。我想她一定很困难,我还是应该帮助她。耿长期在美国,我一方面写了一封邀请信,同时将她的来信交给了王炳南(外交部),当得到她来的消息,就请金仲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去香港接她。

宋主席提出的问题,后来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并经宋主席批准。一个是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委员会,请谭宁邦担任顾问;一个是幼儿教育妇婴保健委员会,请耿丽淑担任顾问。

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我和办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个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我们来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扩建的)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我利用宋庆龄派我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老同志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因此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他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个建议送给了周总理。过几天,我正准备回上海,齐燕铭(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找我,他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后来,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各有关局的领导,还请了柯庆施和陈丕显两位书记前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宋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总理,总理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齐燕铭到上海,他向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小算盘。”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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