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如何把恩人汪东兴赶下政治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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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22 04:47:57

汪东兴自1947年调任毛泽东的警卫始,其间除短暂下放江西任副省长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路水涨船高,从一介警卫,二十多年间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并长期执掌中央警卫局身负毛泽东的安危。

文革中,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然而例外是有的,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两人间的交往充满着温情。但在文革结束后的政治斗争中,也正是邓小平给了汪东兴致命一击。

1969年,邓小平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小拖拉机厂工作期间,与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合影(图源:AFP)

温情的交往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爆发。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张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少奇。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了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评。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共最高党刊点名,意味着对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将大大升级。此后,邓小平屡受冲击,几乎被开除党籍。

邓小平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离不开一个人的相助——汪东兴。尤其是在邓小平下放江西和“天安门事件”中,汪东兴在幕后可谓出力不少,帮助邓小平化险为夷,也保存了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能够复出的机会。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书详细描写了邓小平从北京前往江西的经过: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过,他被告知可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信,他有理由相信汪东兴会把信转交毛泽东。邓小平在离京前一晚与汪东兴的谈话也为他提供了一线希望:汪东兴告诉他,他和妻子最终还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们不在时那所房子会一直空着。所有这一切肯定给他带来了希望,因为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文革期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杨银禄在《凤凰周刊》中指出,汪东兴对邓小平特别照顾,不仅安排邓小平几年未见的长女邓林前来道别,还允许邓小平夫妻前往医院看望长子邓朴方。在邓小平下放江西时期,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

更重要的是,汪东兴在邓小平复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杨银禄的文章写到,在九一三事件后,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杨银禄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或许这些只是汪东兴遵从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特殊待遇的指使,然而这对邓小平无异于是雪中送炭,就连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的描述,也佐证了汪东兴对邓小平的大恩大德:“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撰写:栾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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