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是如何从兄弟情谊走向兵戎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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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0 22:21:27

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是尼赫鲁时代中印双边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尼赫鲁时代中印 “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与许多因素相关,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即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敌视、中美对抗、中苏友好、美巴结盟催生了中印兄弟情谊的到来;而中苏分歧、印苏友好、中美敌对、印美接近、印巴对抗、中巴联合则加剧了中印关系的恶化与破裂。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当代和未来中印关系提供了值得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本文摘自2007年第4期《史学集刊》,作者尚劝余,原题为《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

中印关系在21世纪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阶段并提升到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水平,在中印关系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印两国如何向“中印大同”(CHINDIA)迈进?这是摆在中印两国面前的值得思考的重大课题。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大起大落,从国际关系演化变迁的视角,为中印关系向“中印大同”迈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2015年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访问中国西安,西安市区交叉悬挂着中印两国国旗(图源:VCG)

一、国际关系的演化变迁与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

尼赫鲁时代中印“兄弟”情谊的兴起,除了中印两国内部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国际关系因素。具体言之,中印双边关系向兄弟情谊和蜜月时期的演进,与全球冷战背景下的印巴对抗、中美敌对、中苏友好、美巴结盟为标志的外部国际环境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从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起,印中两国国家安全便分别面临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威胁,换言之,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这决定了印巴关系的对抗基调和中美关系的敌对基调。

印巴对抗,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以及民族宗教矛盾长期积聚和激化的必然结果。印巴分治及其随之而来的教派骚乱和迁徙以及围绕克什米尔争端爆发的第一次印巴战争,不仅使印度在享受独立的甜蜜之时不得不忍受印巴分治的痛苦,而且使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同胞兄弟从独立之日起便反目成仇,相互对抗,彼此敌视,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印巴关系不仅长期受到克什米尔领土争端的困扰,更重要的是受到相互猜疑、相互防范、缺乏信任的心理隔阂和安全两难的困扰,双方彼此将对方视为最大的敌人和直接的威胁。中美敌对,是美国“扶蒋反共”和美苏冷战对抗的逻辑结果。美国出于将中国变为其亚洲桥头堡的战略目的,奉行“扶蒋反共”政策,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内战。一直得到苏联支持和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美苏冷战对抗的情形下,中国自然站到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联苏抗美。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逃亡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并千方百计对中国实行外交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

在印巴对抗和中美敌对的形势下,美苏冷战在全球的扩展促使中印两国做出外交抉择,推动中印走向合作友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全球冷战对峙的时期。印度与中国相继独立和解放,便面临着新的全球冷战的两极世界格局带来的严峻的安全挑战和外交抉择。在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下,印度选择了“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既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是在两大阵营之间保持独立;另一方面,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旗帜,团结亚非国家,建立和扩大不结盟区,即和平区,呼吁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不结盟”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印度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国家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力量,主张与中国友好合作。

在尼赫鲁看来,虽然中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更具有东方民族的特征,更具有亚洲色彩,而不是共产主义色彩。新中国的兴起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而非共产主义的胜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政策中起着比共产主义更为深刻有力的作用,中国悠久的文明使得它不会完全屈从于马克思主义教条,是西方的遏制政策使中国密切了同苏联的关系。印度必须了解中国,并尽力让中国进入正确轨道,避免其误入歧途。对中国采取友好政策将促使中国加入和平稳定和进步事业,甚至使中国放弃依赖苏联。

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也有制约和对抗巴基斯坦的意图。在印度看来,南亚次大陆是一个由印度主导的完整的战略实体,它的稳定与安全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南亚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结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作为南亚次大陆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国,巴基斯坦不仅本身对印度进行挑战,而且还引入外部势力对抗印度。所以,在“不结盟”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企图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

与印度的“不结盟”政策不同,中国采取了结盟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联苏抗美,同时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广大民族主义国家,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与包围。

可见,在全球冷战初期,虽然印度和中国的主要外部敌人分别是巴基斯坦和美国,两国分别做出了“不结盟”和“一边倒”的不同外交政策抉择,但是在两国的外交政策抉择中彼此将对方视为全球冷战两极世界格局中的联合力量,主张彼此团结、相互合作,携手捍卫民族利益和维护世界和平。这一契合与共识,为中印友好和兄弟情谊铺垫了道路。冷战阴云在亚洲的蔓延和扩散,加速了中印友好步伐,最终将中印两国推向了兄弟情谊的巅峰。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散,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拼凑军事集团,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对苏联和中国形成了新月形包围圈。冷战在亚洲的扩散,引起了亚洲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组,不仅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而且也使印度的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

就中国而言,在东线,中国面对的不仅是美国与国民党当局缔结军事联盟条约,阻止中国收复台湾,而且是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短兵相接,兵戎相见;在西线,中国迅速解放新疆和西藏,将西部边疆地区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以防止美国开辟第二战场。中国外交战略的总目标是尽可能团结和联合一切国家,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而中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中精力于东线,即应对朝鲜战争和台湾海峡危机,维持西线的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了维持西线稳定,主要目标就是要将外国势力赶出西藏,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关键的是要寻求印度的合作。从而,中国将印度作为中国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战略伙伴。

就印度而言,美国冷战政策在南亚的推行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对立隔阂更加扑朔迷离,美国本想拉拢印度加入以它为首的阵营,在遭到拒绝后把目光瞄向了与中苏接壤的、与印度敌对的巴基斯坦。印强巴弱的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致命威胁,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政治领袖们梦寐以求的。而仅凭自身力量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联盟战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国小力弱的巴基斯坦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安全环境,冒险公开抛弃了自己原先坚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而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便获取西方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付地区敌人印度的威胁,借助地区外大国美国的力量与敌对大国印度抗衡。

1954年,美国和巴基斯坦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随后巴基斯坦加入美国拼凑的军事条约集团《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向美国开放了白沙瓦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武器装备,并承诺对巴基斯坦的独立和安全承担义务。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不仅加强了巴基斯坦的防御能力,而且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印度为了平衡美巴结盟带来的不利的安全环境,需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开始接近苏联。

此外,面对北部边界的中国军队和西部边界由美国先进武器装备起来的巴基斯坦军队,印度决策者感到,南亚的军事力量平衡会对印度不利。同时,深陷于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之中,印度也知道它无力对中国开展第二条战线。因此,在印度西部和北部两个战略方向上,尼赫鲁政府决定,在国家军事与财力均不足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以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巴基斯坦,以外交手段对付中国。同中国保持友好与稳定的关系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既可以避免两面受敌,也可牵制中国同印度视为其势力范围的南亚邻国的关系。

这样,在冷战初期中苏友好、中美对抗、印巴敌视、美巴结盟的国际形势下,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将中印两国联结在一起,中印友好油然而生并进入高潮。1954年,中印关系急剧升温,进入“蜜月”和“兄弟”情谊的高峰期:中印签订以“和平共处”而名垂青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即《潘查希拉协定》;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受尼赫鲁邀请第一次访问印度;尼赫鲁受周恩来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印地-秦尼帕伊帕伊”(Hindi-ChiniNewBhai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口号响彻中印两国大地。中印关系迅速升温,中印“兄弟”情谊油然兴起,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与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是中印两国对“美巴结盟”威胁其国安全做出快速反应的逻辑结果。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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