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胜添 首位白色恐怖冤牢下的马国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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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9 01:02:51

在台湾白色恐怖受难者当中,受难的外籍人士甚少为台湾社会所知,在当时冷战反共的浪潮之下,思想左倾者难逃国民党政权的迫害,即使是外国学生亦无可幸免。

如今在台湾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已有16,000多人,且逐年增长,当中大部分为马国华人,可见六十多年来台湾的侨生政策成功吸引不少马国华裔学生来台升学。侨生政策在台的推行,得益于韩战爆发,美国为避免东南亚华人受共产党“赤化”,因而用“美援”支持国民党政府大力发展侨生政策。对于这段历史,大部分在台侨生是不太清楚的,自然也更不清楚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也有侨生受难。

1970年,就读于中兴大学昆虫系大三的马来西亚侨生蔡胜添,在升大四的暑假时,突然被调查局的人带走,被指控在马来西亚加入共产党,来台后搜集情报资料、向台湾同学“宣扬共匪建设进步,科学发达,并教唱匪伪歌曲,为匪宣传”,被判有期徒刑12年。 1982年出狱后,由于不被允许离开台湾,迫于无奈之下,只好入籍台湾,“被”成为了台湾人。

来自马来西亚的受难者蔡胜添因白色恐怖而入狱十二年(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来台湾是偶然的选择

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官方侨务论述中,海外“华侨学生来台是“回国升学”,这是基于当时蒋介石政府为自居“正统中国”的政治口号,但对蔡胜添而言,其实之所以会到台湾,是偶然的选择。

1946年,蔡胜添出生于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士乃(Senai)的第三代华人,祖籍是广东宝安县客家人。身为家中长子的蔡胜添回忆说,他家境相当清寒,父亲原是有稳定收入的小学老师,但当父亲亲戚牵涉到马来亚共产党而受牵连后,去当橡胶园管理员,加上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因此家庭负担相当中。

1957831日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而独立,当时11岁的蔡胜添和同学代表士乃小学去国庆康乐会表演会,虽然蔡胜添已不是马来西亚公民了,不过他还记得他马国身份证号码。当小学毕业后,蔡胜添到柔佛州新山市的英语学院English College念预科班,之后被分发到拿督嘉化国中(SMK Dato Jaafar),而中五毕业后,便申请到台湾升学。

当时,在蔡胜添的家乡只曾有两个人到台湾升学,对于到台湾的升学讯息了解有限,因此台湾会成为他的升学选项是相当偶然的,因为某天他父亲在街上听到台湾升学消息后,便建议蔡胜添赴台升学,而当时蔡胜添也想往外看看这世界。

因此在19656月,蔡胜添到与柔佛仅一水之隔的新加坡搭船到香港,再从香港转船至基隆上岸。蔡胜添上船离开时,新加坡仍未脱离马来西亚,直至同年89日,新加坡才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在这大时代背景下,似乎预示着蔡胜添的未来如同已独立的新加坡,与蔡胜添的母国马来西亚从此分离。

祸从信出

抵达台湾后,蔡胜添到台北芦洲侨生先修部上课一年,蔡胜添原本想报考农艺系,但最终被分发至中兴大学昆虫系,他当时的心情是蛮失落的,不过当他父亲说马来西亚的橡胶常受到害虫危害后,就觉得未来昆虫系应大有可为,立志四年大学结束后回国发展。

蔡胜添说,在当时侨生给人印象不好,被台湾人认为侨生在考试是有加分优待,而有的侨生的确成绩也很差,就加剧了这印象。蔡胜添表示,当时他在系上表现成绩还不错,和同学的相处也相当融洽,热爱音乐的他还参加过合唱团与土风舞社,也在中兴大学图书馆当工读生,有些许收入贴补生活。因此蔡胜添的校园生活看似与一般大学生无异,从未没想到会被逮捕。

蔡胜添认为,被捕的原因应该和他跟朋友的通信来往有关,他和仍在马国的好友常写信联系,信中常提及国际时事,如越战,还有一些当时的台湾社会现象,如台湾有不少“色情咖啡厅”,蔡胜添也批评台湾大学生“敢怒不敢言”。在戒严的氛围下,大学校园无言论自由可言,因此可以理解当时台湾大学生的“敢怒不敢言”,只是当时单纯的蔡胜添没想到他的信件会被审查,因此祸从信出。

蔡胜添以前在马国时就喜欢和朋友谈时事,对时局提出看法,蔡胜添不讳言称,按照今天的标准,他们就是“左派”吧!而与他通信的好友,当时已在马国加入了左派政党劳工党,并非马来亚共产党,没想到因此被调查局扣上了加入共产党的帽子。

1970722日,当时正值炎热的暑假,蔡胜添接到同班同学的通知,住中兴新村的教官表示要找他,蔡胜添不疑有他便在隔日见教官。教官他问蔡胜添都去了哪里?还说蔡胜添脸色难看,由于该名教官在校内是负责管理侨生事务的,蔡胜添便告诉教官说不在宿舍的原因。那年暑假,蔡胜添没有待在宿舍,也不是如今日的大学生忙着暑期打工或环岛,而是到一位要考公务员的同系学长家帮忙整理考古题。

1970724日这天,四名调查局人上门到蔡胜添学长家将他带走,当时他感觉很紧张,也顿时明白了是教官告诉调查局他在哪里的。往事似已如烟,蔡胜添无奈地说,他也明白教官只是听命行事的。

蔡胜添先是被扣押到台中的调查局据点,待了不久后便被带去台北的三张犁留置室,关了一段时间后再被送至景美看守所扣留。蔡胜添痛苦地回忆道,当时调查局人员虽对他甚少肉体上的折磨,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不让他睡觉,会故意将他弄醒等精神虐待,且不断以判死刑恐吓他,导致他在狱中常睡觉会怕,会半夜起来大喊。在种种的精神虐待下,导致了蔡胜添出狱后曾饱受忧郁症之苦。

调查局要蔡胜添承认是共产党员,来台湾后仍和共党联系,以散播情报,同时还指控他教台湾同学唱“匪歌”。蔡胜添说他在马国时就很热爱唱中国民谣,如《刘三姐》,那是他的兴趣,没想到会被扣上教“匪歌”的帽子。此外,根据蔡胜添写下的《军法答辩书状》提及,他大学同学曾邀请他加入国民党,但被他拒绝,蔡胜添认为这应不是他被捕的导火线,导火线应是和家乡的信件内容,只是蔡胜添不了解的是,其实很早之前他已被教官提醒要注意通信内容,而他也不再和朋友通信了,没想到大祸还是临头。

 蔡胜添所保留的警总起诉书,成为白色恐怖烙印的证据(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别人的小孩死不完

蔡胜添以一句台湾俚语说道“别人的小孩死不完”。蔡胜添在景美看守所后期才知道,原来和他同校马国侨生陈水祥也一样被抓了!而另一名台南成功大学马国侨生陈钦生也受牵连被捕。

陈钦生是目前台湾最活跃的外籍白色恐怖受难者,根据他今年出版的回忆录《谎言世界,我的真相》提及,当时台北的美国花旗银行与台南新闻处发生爆炸,而陈水祥因蔡胜添入狱后,常为蔡送衣物包裹、处理事情,而受牵连,国民党当局要求陈水祥举出一位可证明他无罪的证人,即可被释放,陈水祥提出了他同乡-陈钦生,因此陈钦生就这样无辜被捕了。

也许年代久远,有的细节陈钦生已记不清楚了,蔡胜添表示当时为他处理包裹的是台湾同学,不是陈水祥,因此他在景美看守所见到陈水祥也被捕后,也感到莫名其妙,而他也到了绿岛才认识陈钦生。蔡胜添坦言在狱中时,他从来无仔细询问陈水祥、陈钦生被捕的详细原因,对当时的他们而言,能活着出狱就是最重要的事了。

当时蔡胜添的弟弟在台湾大学念书,蔡胜添到了景美看守所才联系上他,通知他被捕的境遇。蔡胜添不讳言,或许他在家里立场比较左,搞不好他弟弟真的认为他是共产党员。除了蔡胜添弟弟来探视,马来西亚驻台大使亦曾前来探望,但1974年台马断交后,后续对在他们三人的救援工作便无疾而终了,虽然国际特赦组织曾给予协助,但仍难撼动国民党政府不放人的决定。

蔡胜添表示他曾上过三四次军事法庭,也向法官抗议他的自白书是被威胁之下写的,但不被法官接受。蔡胜添激动地说“其实判决书你去研究的话,也是很多矛盾,例如我生长在马来西亚,即使我是马共,其实马共也和台湾没什么关系啊,应该是马国政府抓我,关你台湾屁事。台湾凭什么审我。再说我叛乱,我连枪都不会开。至少要有个组织嘛”,蔡胜添无奈地说“.当然那个时代有很多荒谬的事情”。

蔡胜添也曾以他并非中华民国国民为由,要求送出境,但法官以中华民国国籍法是属人主义的立场驳斥,认定蔡胜添祖先来自中国,所以他也是“中国人”。最终蔡胜添被判“有期徒刑12年,禠夺公权5年(指不得参加选举、投票及参加国家考试等“公民权利”),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讽刺的是,蔡胜添本无中华民国公权,公权却被禠夺。

出狱后仍被警总骚扰

从台湾岛被送到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的过程中,当时蔡胜添的心情既无乐观也无悲观,只想着出狱后闯出一番事业。

国防部绿岛感训监狱,亦通称“绿洲山庄”,蔡胜添被安排在厨房工作,因此让蔡胜添学得了煮菜的好手艺,促成他出狱后和友人开自助餐创业。

1982年出狱后,蔡胜添的心情相当复杂的,曾要求出境回马来西亚,不意外地不被蒋经国政府所允许,但也不敢去马来西亚在台代表处求助,因担心真的会被认为是马共党员,毕竟当时马共仍与马国政府对抗中,冷战还没结束。

为了生存下去,蔡胜添曾写信给警备司令总部总要求给予生活费、身份证,蔡胜添说他“烦了”警总几个月后,终于得到了身份证。自此蔡胜添第一份工作便是跟同学(难友)一起开自助餐。不过后来生意失败,便去馒头工厂工作,但工伤意外让他手受伤。在祸不单行之下,后来被招揽到同为被关进绿岛的菲律宾华侨难友刘汉卿所合伙开的砂石场工作,砂石场是在三峡横溪(原为台北县三峡镇,现为新北市三峡区),蔡胜添在那工作了两年。

后来蔡胜添经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他太太,并交往了两年。虽然他太太不介意他的过去,但当时岳母的心情相当挣扎,因此岳母决定去三峡的行天宫掷“筊杯”问神明意见,结果是神明同意。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蔡胜添举办婚礼时,他母亲还特地从马国来台出席。

对于家人,蔡胜添表示,1987年左右有了第一个儿子后才首次回马国,他当时之所以没有急着回国,是因为觉得愧对于家人,因为身为长子的他本是家里的希望与支柱。当时蔡胜添只回国五天,也没联系当年通信的朋友,蔡胜添说“怕他们有负担”。

蔡胜添心有戚戚焉地说,虽然当时已经解严了,但当他从马国回到台湾,在桃园机场准备入境时,不晓得是海关还是警总的人带他进入个小房间,当时蔡胜添相当担心回不得桃园的家,但他们只是简单地问他在马国时去了哪里,就放他离开了。蔡胜添也和其他难友一样,即使出狱了,仍面临警方来骚扰的问题,警总的人不仅到蔡胜添工作的砂石场找他,也常到他家。蔡胜添说他太太对上门的警总的人说,“他就是犯罪,赴狱十二年了,债已经还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找他?,之后警总便没再来骚扰了。

后来蔡胜添大学同学觉得他在砂石场的工作辛苦,因此介绍了他现在的一名桃园染整厂的董事长,请他到那染整厂工作,而蔡胜添有答应了,如今蔡胜添仍是工厂重要的技术人员。蔡胜添表示虽然开始想要退休了,但碍于工厂人力短缺,因此目前仍努力工作着。

蔡胜添表示,他出狱后曾得过忧郁症,因无奈事业没什么起色,毕竟对自己许诺过,出狱后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以弥补失去十二年的青春,也不想愧对家人。

蔡胜添的名字已被刻在景美人权园区的纪念碑,该园区曾是关押政治犯的扣留所(多维记者:杜晋轩/摄)

我们可能也是会被冤枉一辈子

对于当前蔡英文政府推行的转型正义工作,蔡胜添认为“似乎不是很真的”,蔡胜添认为至今被冤枉的受难者至今仍未获得正义。

蔡胜添认为,当年的补偿金是受难者争取过来的,但也只是补偿,没有赔偿。老实说凭良心讲,我们年纪也大啦,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赔偿啦”,蔡胜添说道。对于恢复名誉的部分,蔡胜添表示名誉是想恢复,虽然陈水扁时期有颁恢复名誉证书给受难者们,“可是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希望金钱比较实惠,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事,却被国家牺牲呀”。

对于如何揭开真相,蔡胜添进一步指出,只要档案还存在,受难者们的“犯罪事实”还是有,“你还是犯罪诶,只是补偿给你,只是给你一点补偿金,犯罪事实还是有,只是可怜你而已”。蔡胜添无奈地说“我们可能也是会被冤枉一辈子的啦”。

目前《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与《政治档案法》草案依然难产,对于政治受难者们与人权团体呼吁官方公布真相的诉求,距离揭开真相的日子仍是一条漫长的路。

撰写:杜晋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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