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巡幕后:记者不敢写的两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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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04 02:52:51

在年轻人讨要赠言时,陈锡添喜欢送人“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对陈锡添来说,最大的机遇莫过于邓小平1992年视察深圳时,他被深圳市指派为惟一的文字记者。当年3月26日问世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使他一举成名天下知。文名之盛,使人淡忘了他的“官身”:写“东风”时,他已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过了几年,他又先后被任命为该报总编辑和《香港商报》总编辑。本文摘自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原题为《<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前后——访<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

邓小平南巡讲话宣布谁不听话谁下台,意味着“邓小平道路”从此畅通无阻(图源:VCG)

《东方风来满眼春》有“遗憾”之笔

在最近出版的《我崇仰,我批判——穿行在人大的岁月》一书里,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把陈锡添的《东方风来满眼春》与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列为最令他们自豪的两篇“历史关头的雄文”。事隔十一年,现在再看,陈锡添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邓小平有一段话:‘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是原话,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四句话听起来很散,但连贯性是很强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说明你的政治运动就是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说明你搞政治运动的领导的头脑不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说明你搞政治运动、形式主义是领导头脑不清醒,就是在影响工作,所以不要搞政治运动。”但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不敢写,说明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陈锡添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

“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

当时陈锡添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在当地颇有文名,江泽民、李鹏等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市委都曾指派他去采访。

在采访中,我们问:“您对小平在深圳活动的采访是1992年1月23日结束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却是3月26日,为什么会相隔两个月?”

陈锡添回答:“这是外国记者问我最多,而且是我最要回避的问题。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跟着我,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据说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第二天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我心里想这个稿子不发出去,一辈子遗憾。所以我一天到晚盯着他,像一个保卫一样,站在他旁边,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陈锡添一直在琢磨写作和发表的时机。不久,党内通过中央文件的形式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作了传达。那时,陈锡添就想,能不能在适当的时候,以新闻通讯特有的优势,活灵活现地将小平在深圳的言谈举止来一个大展示。于是,陈锡添更留意对采访记录的整理和核实。只是日常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动笔。

说起来,真是好事多磨。陈锡添刚要动笔,3月19日下午,市委宣传部又来通知,让他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三天时间完成8000多字,21日晚回到家,陈锡添才得以睡了一个囫囵觉。为了抢时间,采取了边写边发排的方式。24日下午,陈锡添收笔。当天晚上,社长区汇文审阅了全部发排好的小样。25日上午,陈锡添和社长就一起拿着稿件去市委宣传部送审。

有传言说,有重要领导支持或者暗示陈锡添写这篇通讯,对这种说法,陈锡添用力地挥了一下手,肯定地予以反驳:“这是猜测。绝对没有,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广慧说了‘发吧’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比杨部长职位更高的领导有过这样的指示或暗示。”

文章在3月26日见报后,陈锡添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当时这篇文章发出去后,我就害怕了,睡不着觉。不是怕丢官。乌纱帽掉了算啥?一个小小的副总编算什么?国家的大事,才是真正重要的啊。通讯中很多是‘邓小平说’,‘邓小平说’,弄错了怎么办啊?”接着,内地和香港的主要报纸都争相转载这个报道。30日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发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他的稿子出来了,一万一千字。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客观地说,这在当时还是很冒险的。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在市委常委会上说了这样一件事,在1992年的“两会”上有一位领导同志问他,你们这个稿子怎么出来的?李回答说,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开会,不知道这个稿子是怎么出来的,家里定的,意思是说是在家的深圳市领导定的。这位领导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啊。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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