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因背着黑锅竭力巴结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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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30 11:57:00

周恩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十分尽心竭力,以君臣之道侍奉毛。这是为何?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恩来当时在政治上还背着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本文摘自《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上出席庆典(图源:Getty)

一九六七年夏天,文革进入最为动乱的阶段。周恩来为应付内外乱局而忙得焦头烂额,同时又不得不为自己在政治上的生存而与江青一干人缠斗,苦撑待变。他抓住“火烧英国代办处”闯下大祸一事,转守为攻,向中央文革展开反击,并趁势敦促毛泽东结束文革乱局。

自从全国各地展开夺权斗争以后,除了前述最初的几个完成夺权的省、市以外,大多数地区进展迟缓,无一例外地陷入激烈的派斗之中,为争权打得你死我活。毛泽东所期待的那种可以看出胜负眉目的局面遥遥无期。为此,毛不得不转而号召各群众组织之间的大联合,并企图以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但是,这对热衷于独家掌权的两派对立组织来说,却是对牛弹琴,收效甚微。这令毛大为头痛。

不过,这时更令毛泽东担忧的还是奉命支左的军队普遍与当地造反派存在的紧张关系。二、三月间,青海、四川、湖北等地的驻军在支左的过程中,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了一批搞打砸抢,冲击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抓了其中的一些头目。毛对此很不满意,认为这是在压制革命左派,担心这样会影响决战胜负的力量对比,从而断送整个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一再出面纠“偏”,强调:各地把冲击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四月间发出的所谓强调“正确对待群众”的《军委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但是这样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混乱。各地造反派倍受鼓舞,变本加厉地冲击当地的军事机关,逼迫军队检讨承认前一段支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而对立面的组织则坚决站在军队一边,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由此导致各地两大派之间的武斗一再升级,由开始的棍棒、长矛发展为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真刀真枪地对着干,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不断发生。

进入六月份后,毛泽东似乎对眼前这种久拖不决的局面感到厌倦了,对各地两派之间无休止地打内战更是急于找出一条解决之道。他开始在认真考虑结束文革运动的时间表,随后提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毛认为,文革运动中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要转入就地解决问题,实现各派之间的大联合。

为此,六月下旬,毛泽东指派谢富治、王力作为中央代表到西南去,就地解决云南、四川等省的大联合、三结合问题,为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到了七月中旬,毛又决定亲自出马,前往当时两派武斗严重的武汉地区,直接指导解决那里的问题,为全国树立一个样板。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当时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毛亲赴武汉,坐镇解决当地的问题,然后再就近解决江西,湖南问题,势必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把国家从混乱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目前正是天下大乱,毛的武汉之行要冒很大风险,生怕出现不测。因此在讨论此事的会议上,周起初同其他人一样从安全方面考虑,试图劝阻毛打消这个念头。但在毛的执意坚持下,他又带头表态支持毛的这一决定,并为此做了紧急布置,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落实。

为了确保毛泽东此行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并由毛亲自点将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全权负责。作了安排布置后,周还不放心,又打长途电话给正在奉命解决西南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要他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随后,周本人又连夜乘专机先期飞抵武汉,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甚至连毛下榻房间的沙发和睡床都一一试过,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武汉之行如此尽心竭力,除了时局正处于非常时期和这是他以君臣之道侍奉毛的一贯作法以外,还有两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用心。其一,由于“伍豪启事”悬而未决,周氏当时在政治上还背著黑锅,精神负担很重,非常希望毛能够对他高抬贵手,因而有意以实际行动来处处表现自己对毛的尽忠尽职。其二,他当时已经看出武汉问题的背后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蓄意插手的结果,因而有意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遏阻林彪、江青联手整垮武汉军区、打倒陈再道的企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是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为人粗豪耿直,过去一直不大买林彪的账而被林记恨在心。文革中,他又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公开保刘少奇,于是又上了中央文革的黑名单。三月间,武汉军区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取缔了当地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

(又称“钢工总”),并抓了其中的几个头目。这就成为林、江二人对陈再道及武汉军区大动干戈的题目。于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火烧武老谭”(即武汉地区的谭震林——作者注)一类标语贴满武汉三镇的街头。

不过,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想法与林彪、江青两人有所不同。一方面,毛不满意武汉军区在支左中压制造反派的做法,一定要让陈再道承认错误:另一方面,毛也不同意打倒陈再道,准备保他过关,认为陈是个大老粗,在政治上并不是刘少奇的人,只要转而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他的。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当然更赞成毛的意见,认为解决武汉问题,还是要依靠武汉军区,陈再道等军区领导是可以控制武汉局势的。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根据毛的决定,先期赶到的周恩来暂留武汉,根据中央确定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做审冢的思想转弯工作:周随即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的会议,连续听取支左情况的汇报,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再道、锺汉华等军区领导主动承认错误,把抓的人放了。为了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他还对陈、锺交了底,说: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转告他们:临行前,主席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是真。

随后,周恩来按照中央确定的口径,作了总结讲话,在肯定了武汉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成绩的同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为此承担了责任,说军区解散“工人总部”,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要求军区在支左中要支持造反派,尽快实现两派的大联合,稳定武汉的局势。周知道这样一来,将会给武汉军区造成很大的被动,需要一个思想转弯的过程,特别强调要维护军区的威信,并表示“工人总部”翻身以后,可能对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在好不容易说服陈再道等人同意作出检讨后,周恩来准备返京,临行前他已经预感到武汉军区思想转弯工作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在政治上唯江青马首是瞻的谢富治和同来的王力对整垮陈再道和武汉军区也不会善罢甘休,弄不好会惹出乱子,所以他又再三叮嘱谢、王二人,要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妥善做好军区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促进两派的大联合,注意维护军区的威信,在部队没有转过弯子之前,不要轻易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透露出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激化矛盾。

但是,谢富治、王力根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七月十八日晚,他们前脚送走了周氏,后脚就去了当时尚未平反的“工人总合”所在地,佩戴他们的袖标,视察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致伤人员,并发表演讲,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盘托出,宣称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革命左派,而“百万雄师”则是保守派。谢、王这天晚上的活动,对于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武汉局势来说,无异是火上浇油,挑起了两大派组织的激烈对抗,成为爆发“七·二0事件”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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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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