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服戈尔巴乔夫 促两德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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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6 14:15:40

1990年2月9日,前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苏联目的在于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的承诺。在此次访问中,科尔如愿以偿,说服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本文摘自2015年6月25日爱思想网,作者段德智,原题为《苏东剧变的理性反思》,文章为节选。


科尔在两德统一的进程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作出了很多贡献(图源:VCG)

2000年,在东欧剧变发生十周年之际,有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成也苏联,败也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思考》的论文。该文的核心观点,如标题所示,在于指出:“在二战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发展进程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者提供的理据主要有五个:(1)“没有苏联红军的解放和苏联的援助与支撑,二战后东欧各国共产党难于很快取得执政地位,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政权”;(2)“没有苏联把斯大林模式强加于东欧,东欧各国也许会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3)“没有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东欧各国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不致被扼杀,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得到复兴,不至于引发一次次的危机”;(4)“没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公开性,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不至于引起思想混乱,在政治反对派进攻面前失去了战斗力”;(5)“没有戈尔巴乔夫对东欧事态的‘西奈特拉主义’(亦即所谓‘辛纳屈主义’——引者注),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不至于在西方和平演变策略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内外夹击下一朝倾塌”。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成也苏联,败也苏联,这就是东欧剧变的根本动因。”

不只中国有学者持“成也苏联,败也苏联”的观点和立场,即使东欧国家的学者也有持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的。例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当·沙夫就曾持这种立场。在亚当·沙夫看来,“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垮台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发挥了至关紧要的作用。

沙夫主要提供了三个“鲜明的例证”。第一个例证是柏林墙的倒塌。如所周知,柏林墙是东德政府于1961年8月12日深夜开始修筑的一道长达1369米用于防范东西德公民来往的高墙,为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性建筑。1989年11月9日深夜,存在了28年零3个月的柏林墙被推倒和拆除。在谈到柏林墙倒塌的逻辑原点和历史原点时,沙夫强调了戈尔巴乔夫的关键性作用。他指出:1989年10月7日,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庆祝活动,“第二天,德莱斯顿的街头就开始出现游行示威,很快它发展成为导致柏林墙倒塌的狂风暴雨”。

沙夫强调说:“我可以断定,假如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同意,柏林墙本来是不会倒的。当时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驻军很多,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同意,任何人不敢去碰一碰柏林墙。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能否定。”沙夫列举的第二个例证是“两个德国合并”。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德国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并由四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柏林市因此也划分为4个占领区。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并于翌年5月23日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我们所谓西德。同年10月7日,德国东部的苏战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我们所谓东德。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在42年后于柏林签署了两德统一条约。10月3日,东德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沙夫将两德合并归因于西德总理科尔对莫斯科的访问,归因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和让步”。

1990年,科尔,作为西德总理,为了解决德国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曾先后两次访问苏联,拜访戈尔巴乔夫。科尔第一次访问苏联是在1990年2月9日。科尔此次访问的目的在于劝说苏联改变对德国统一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取得苏联在德国统一的方式、时间、速度和条件等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决定的承诺。在此次访问中,科尔如愿以偿,说服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通向德国统一的道路”。1990年7月15—16日,科尔第二次访问苏联,双方就德国统一后的军事、政治地位、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限额以及不把北约的军事结构扩展到东德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很大程度的相互谅解,达成所谓“八点协议”。至此,两德统一的外部障碍问题基本上已经全部解除。沙夫在谈到科尔对苏联的第二次访问时,强调“这次访问具有重大意义,两人达成了许多默契”。

沙夫援引参加采访此次访问的西德《镜报》记者的报道说:“科尔在拜会戈尔巴乔夫夫妇时,德国客人只是张大嘴巴听戈尔巴乔夫的讲述,接受戈尔巴乔夫馈赠的大批礼品。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确定要把两个德国合并。”沙夫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莫斯科的同意,要使德国合并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许多德国人将“两个德国的合并”视为“值得德国人自豪的壮举”,沙夫则强调说:“这一胜利当然是戈尔巴乔夫妥协和让步的结果”。

沙夫列举的第三个例证是波兰的“圆桌会议”。所谓圆桌会议,如上所述,其所意指的是由波兰政府、“团结工会”和波兰教会代表参加的于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召开的事关人民波兰历史命运的重要会议。1989年6月,即在圆桌会议两个月后,波兰共产党失去政权。1989年12月,即在圆桌会议8个月后,人民波兰(亦即社会主义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寿终正寝。在谈到圆桌会议的召开和人民波兰的倾覆这个话题时,沙夫也果断地断言:“波兰这场现实社会主义的‘死亡之舞’”的“方式”是波兰的,但“旨意”却是莫斯科的。他分析说:“我了解波兰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我可以大胆地断言:有关制度方面和外交方面的所有行动,如果不同‘老大哥’商量,波兰领导人是绝对不可能采取的。这不是出于习惯,而是出于必须。因为这是要掉脑袋的大事。……现在连昔日的反对派也公开承认,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圆桌会议’是不可能召开的。”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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