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高喊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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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5 16:14:52

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爆发了抗美斗争,中国河北沧州举行群众游行,学校当然也要参加。临出发前,老师教学生一首新歌《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全歌歌词其实就有两句,就是“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和“巴拿马万岁”。本文摘自2011年第36期《鉴政沧州》,作者刘桂茂,原题为《说说我六十年的“唱歌听歌史”》。


中国曾经用巴拿马牵制美国。图为2017年6月13日,中国外长王毅与巴拿马外长举行会谈(图源:Reuters)

“诗言志,歌咏言”,歌声从来是表现人们心理的。当然,流行歌曲之流行,常常又和领导者的推行有关,不一定完全是自发的民意反映,大体属于时代的折射。

我是上个世纪40年代末出生的。50年代初期,母亲到村里的“民校”去参加“扫盲班”,没有人看着我,便把我带到民校里。天天在那里玩,“民校”学员们唱的歌曲便也依稀记得。当时“抗美援朝”的宣传深入人心,学员们起劲唱的是:“嘿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呀……”婉转的有《王大妈要和平》:“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她整天动员着妇女们来呀么来签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军歌》更是唱得响彻云霄。除了这些歌曲之外,那个年代的歌曲我印象最深的一首名字已经说不上了,歌词是:“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走向路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些歌儿在我那些叔叔伯伯婶子大娘们口里唱出来,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记忆之中。

后来我上了小学。但是,在学校里学到的歌曲十分有限。因为那时的村学条件很差,两三个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里上“复式班”。当然,更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一个从城里转学回来的女孩子到了我们班,教给我们唱“红公鸡,咯咯咯,抓抓脸蛋笑话我”,就让我们高兴了好几天。

1957年的9月,我升入“高小”——那时的学制,小学一到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到六年级为“高级小学”,简称“高小”。给我们上音乐课的老师姓李,瘦瘦高高的,第一节课就教我们唱《四季歌》,就是那个“春季里来柳丝长,大姑娘窗前绣鸳鸯”。可是到了第二节音乐课,老师就说上次我们学的那个歌曲就不要唱了,老师教给你们一首新的。新歌的歌词是:“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当面说好,背地破坏。它是什么?是坏东西!……”同学们私下议论,说原来教的那首歌不让唱了就是因为反右。“大姑娘绣鸳鸯”和“反右”有什么关系啊?那时候我们很是莫名其妙。

紧接着就是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都要到学校集中食宿。吃饭不要钱,刚开始十分新鲜,但是很快伙食水平就大大下降。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社会主义好》。歌唱人民公社的则有《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工农兵学商呀,样样都齐全。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供销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歌唱大跃进的是“五八年那么呼嗨,大跃进那么呼嗨,胜利的歌声希里里里索罗罗罗索罗罗罗呔,到处传那么呼嗨。”曲子似乎是从当年延安时期“大生产”的歌套来的。那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有一首歌儿唱道:“年年我们要唱歌,比不上今年的歌儿多。快马加鞭大跃进,十五年要超过那老英国!”

大跃进雄心勃勃,但终因缺乏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导致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我升入初中,语文课本的第一课还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到了1960年就开始饿肚子。学校里当时的口号叫“大搞生活”,发动学生到菜地里捡拾农民扔掉的菜帮子回来剁剁吃,还生产什么“小球藻”、“人造肉”,把红高粱面和红薯面弄成稀糊糊蒸成“跃进糕”。再后来连这个也没有办法维持,人们从河里捞水藻,从地里薅麦苗,树皮树叶,棒子苞枣核,都弄来充饥。这几年,就算是还有气力支持着唱歌,也没有了那个心情。

1962年下半年,人们的生活开始好转,我们因生活困难停办了一年的中学开始复课。1963年,学习雷锋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学习雷锋好榜样》成为在全国唱响的歌曲。还有一首《接过雷锋的枪》也很走红。我们唱着这些歌,真心实意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我到沧州师范学校读书。那几年是我接触歌曲最多的几年。第一,师范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叫做“面向小学”,对音乐、体育、美术“小三门”特别重视;第二,沧州师范是当时沧州的“最高学府”,文艺活动比较活跃。我初进学校看的演出就是尚未离校的大专班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合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三,学校里基本上每周放映一次电影,而当时电影歌曲相当流行,新华书店卖那种几分钱一张的“歌片”,很受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欢迎。那时流行的歌曲题材宽泛。比如,反映革命斗争历史的有《十送红军》、电影《洪湖赤卫队》插曲、电影《红珊瑚》插曲,后来还有《长征组歌》的许多歌曲;励志的有《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还有一部电影叫《女跳水队员》,里面的一首歌唱道“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也挺对青年人的胃口;反映军民情谊的歌曲有《老房东查铺》、《小河的水清悠悠》;学习雷锋的歌曲从初期《学习雷锋好榜样》也发展到抒情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和叙事的《八月十五月儿明》(讲述雷锋忆苦思甜给建设者送月饼的故事)。后者里面有一句“妈妈呀,倘若你活到了新社会,也看看祖国多么繁荣”;记得有一年联欢晚会上,某班同学演唱这首歌曲,专门找了一位母亲去世的女同学唱那句“妈妈呀”。其声腔撕心裂肺,令许多人潸然泪下。

1963到1966年上半年的歌曲,在我印象里有三点特别的地方:一是出现了一些国际题材的歌曲,我印象比较深的有《我是一个黑孩子》(“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黑非洲”)和《美丽的哈瓦那》(“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合唱歌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想来,觉得每首都是不可多得的、气势磅礴、雄壮阔大的好歌。二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有些“急就章”的歌曲开始出现。1964年初,巴拿马人民爆发了抗美爱国斗争,沧州举行群众游行,我们学校当然也要参加。临出发前,我们列队站好,老师教我们一首新歌《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全歌歌词其实就有两句,就是“要巴拿马,不要美国佬”和“巴拿马万岁”,唱歌和呼喊差不多。游行结束,这首歌便不见有人再唱,似乎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三是接触了一些反映沧州地方的歌曲。有一首歌曲忘了名字了,是写献县南河头的。歌词头一段说“南河头呀南河头,提起过去泪交流。三座大山压在身,生活不如马和牛。”1966年春,我到肃宁县实习当“民办教师”,还教当地青年唱过《社教后的肃宁县》,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来到。那时候,对领袖的崇拜渐至巅峰,唱得最多的歌曲自然是《东方红》。但是,这首歌在当时已经成了一首“仪式歌曲”,随随便便的场合似不宜唱,于是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等等。“文革”刚刚开始,《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毛主席语录歌,全国迅速掀起了唱语录歌的热潮。后来逐渐发展到用戏剧曲调演唱语录,如京剧风格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湖南花鼓戏风格的“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等等,不一而足。观点不同的群众分成两派,竟然用语录歌“打派仗”。“保”党委的唱“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表示自己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反”党委的则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标榜自己造反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唱到情绪激动,便继之以呼喊:“谁要是不革命,就造他妈的反,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虽然还保持着唱歌儿的节奏,却也离着“武斗”不远了。林彪的“语录”似乎也编成歌曲唱过,有一首“上战场,枪一响,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唱起来能令参加武斗的人们蠢血沸腾。我的胆子小,从来没有唱过。当时,哪一派的群众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常常会在晚间坐上高坡,面对星空,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得热泪横流。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造反的热情逐渐冷却,“语录歌”却持续了很长时间。上世纪70年代末,一位民办教师走进他的教室,给孩子们起个头儿:“下定决心——预备,唱!”然后倒背着手走出去,围着校园踱了一圈,孩子们还在那里声嘶力竭地“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呢。

“文革”中除了毛主席语录歌大热之外,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题材的歌曲当然也很流行。如《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那时是人人会唱的。有一首演唱歌曲,叫做《老两口学毛选》的,由饰演老头老婆二人对口演唱。“咱家的二小子他干活有点懒,你可很少给他提个意见,《反对自由主义》咱们来细钻研,家庭里的思想斗争,今后咱要开展。”也能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文革”让一些歌曲走红,也禁了许多歌曲。电影《冰山上的来客》

中有两首歌,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首“告别战友”。电影一演,歌曲立即流传开来。但是听说就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说歌曲的倾向不好。到了“文革”,这首歌干脆被禁。许多好听的歌不让唱,人们就啧有烦言。1969年,一批老革命歌曲获准“解放”,并在报纸电台隆重推出。包括哪些歌曲,记不全了。反正有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好像还有《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不过对原来的歌词作了一些修改。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一下子一批老歌重新上了舞台。当时甚至出现了收音机销量猛增的局面。歌曲中最突出的《绣金匾》。老歌唱家郭兰英唱到“一绣毛主席”、“二绣总司令”,听众反映还不是特别激动;唱到“三绣周总理”,歌唱家格外动情,台下也是掌声雷动。人们对周恩来总理受到“四人帮”的排挤和迫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种情绪终于导致了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当时还有常香玉用豫剧曲调演唱的郭沫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也很受欢迎。一批老歌唱家比如郭颂、马玉涛、克里木等活跃在舞台上,也都有自己的歌迷。像《乌苏里船歌》、《马儿啊你慢些走》、《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些歌曲,一听到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批港台歌曲解禁。几乎也就在这个时候,卡拉OK大为盛行。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等歌曲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靡靡之音”,不允许公开演唱和播放;现在放开了,也听。但是总归“我没有忘记你你忘记我,你连名字也说错”有些暧昧,不是我等大老爷们儿唱的,所以也就是听听而已。当然,港台歌手也带来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歌曲,如《我的中国心》等等。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电视已经取代电影、广播成为歌曲流行的

主要推手。刘欢、李娜等都是我喜欢的歌手,有时坐在车里,播放一下他们的音碟,听得心旷神怡。刘欢的婉约派歌曲《弯弯的月亮》、李娜的《青藏高原》,跟着唱没有那个能耐,可是听得却蛮投入。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一届青年歌手大奖赛,随后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了十四届,造就了不少歌唱家。1983年开始的春节晚会更是几乎每年都推出几首新歌。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流行歌曲却是越来越少了。有一个段子说,儿子问老子:您觉得《菊花台》(著名歌手周杰伦的歌)如何?老子回答:没有喝过,我只喝过茅台。这个段子好像是说不同年龄的人存在着“代沟”,但是实际上是表明了文艺欣赏价值观的多元化。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道路和歌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曲折。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可能是笔直的;不管中国歌曲外国歌曲、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唱歌儿也不可能是直着嗓子干嚎。60年来听过的和唱过的歌儿,有的不想唱了,有的还总想唱。唱歌,也是人生啊。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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