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为何敢当众狠打陈再道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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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15:10:09

周恩来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仍然信口雌黄,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本文摘自2005年第12期《党史纵横》,作者张荣久,原题为《吴法宪为何敢当众打陈再道耳光》。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上将陈再道(图源:浙江图书馆)

“文革”爆发后,全国形势逐渐走向混乱。1967年2月8日,武汉激进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形势的声明》,公开反党反军。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驳斥激进派的声明。

当时,武汉地区群众分为两大派,拥护武汉军区《严正声明》组织,于5月16日成立了号称拥有120万人的“百万雄狮”。“百万雄狮”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激进派发生冲突,焦点是“百万雄狮”拥护军队,而激进派要揪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两派矛盾日益加深。“百万雄狮”人多势众,又有军区支持;激进派人数虽少,却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早在7月20日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就已瘫痪,大批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学校停课,工厂停工,武汉军区机关也常受冲击。这是因为,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故吴法宪多次给武汉军区空军刘丰等人打电话,要他们不要听大军区的。4月6日,江青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嘛!”武汉激进派当即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公开绑架批斗军区政委钟汉华,谩骂、围攻和殴打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指战员,激起武汉军民的愤慨。令“百万雄狮”不满的是,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这样他们就成了“保守派”,而当时“保守派”被视同反动派,他们岂能接受。

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从四川到达武汉,他们违反周总理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四处活动,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加剧了两派组织对立情绪,也引起了“百万雄狮”和支持他们的军队的极大反感,7月19日,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武汉街头。同日,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谢富治、王力出面讲话。王力公开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第一课讲起。”王力的话,激怒了在场许干部,大家纷纷怒目而视。

当夜,“百万雄狮”一部分人上街游行,以示抗议;另一部分人涌人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把“百万雄狮”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20日7时许,“百万雄狮”代表二百多人和一些战士到武汉东湖宾馆,要王力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见王力赖着不走,便将王力抓出塞进汽车,拉到军区大院四号楼,要他回答问题。下午,“百万雄狮”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上街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士兵全副武装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到处是反对谢富治、王力的口号声。7月21日,武汉大街上出现“毛主席受了蒙蔽”,“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打倒戚本禹!”“打倒张春桥!”“江青靠边站!”“谢富治从武汉滚出去!”的大字报和标语。

在“7·20事件”中无能为力的陈再道,此时一下子被狂澜卷到最前沿,他走不脱,又躲不开,更令他不安的是独立师的官兵端着枪上了大街。部队支持“保守派”,反对中央文革,这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了吗?

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陈再道搞“兵变”的由来。

其实,武汉“7·20事件”是由于谢富治、王力支一派压一派引起的,然而当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时,林彪、江青等人却组织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所谓的“英雄”。当天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决定把“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对其处理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来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步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中央文革随即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7·20事件”。从此,开始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舆论大围剿,为“揪军内一小撮”拉开了序幕。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等人蓄谋已久的行动,早在1967年1月,即上海“一月暴乱”前夕,关锋、王力等人就写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林彪看了报告,挥笔批上“完全同意”四个字,并指使儿子林立果写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进一步为乱军夺权制造舆论。

至此,陈再道、钟汉华在劫难逃。

7月23日凌晨三点,陈再道接到中央文革发来的电报,要他和钟立即赴京“开会”。7月24日凌晨,陈再道等人飞到北京,汽车将他们接到京西宾馆,安排在第九层居住。陈到京之前,周恩来为保护陈再道等人,提前做了许多工作,嘱咐宾馆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注意保密,并增派了警卫部队。可林彪、江青另搞一套,在陈到京的当晚就组织了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等人叫出房间,藏进电梯,尔后将电梯停在两层之间。周恩来担心陈等人被抓走,就叫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傅回说: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吧?于是,周恩来又找谢,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再道等人的安全。周恩来找到谢富治,正好找到系铃人,谢一出面,造反派很快就撤了!可这伙造反派刚撤出,“三军造反派”很快又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样,原来这是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对吴说:“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个几天!”

当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执行林彪的第二步,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对“7·20事件”的宣传口径,并决定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第二天,林彪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大会,以壮声势。7月26日下午,陈再道等人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常委复电。陈见通知上居然称他为“同志”,甚觉蹊跷,因为他到京虽两天,但已嗅到林彪、江青等人非要将他打倒不可,为何又称同志了呢?原来在通知下面,还有中央复电全文,上面有毛泽东批语,毛泽东在陈再道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字,林彪等人整死陈再道易如反掌。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各总部、军种、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进会议室就感到会议气氛不对。事实上,名义上是讨论问题,实则摆出斗争陈再道的架势。从会议座位安排就可以看出: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葵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果然,陈再道等人一来到座位,就被勒令站着,像接受审判一样。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定调子开了头炮,他声言:“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狮”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谢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便急不可待的发箭,并一箭双雕。原来这天早晨四点钟,叶群打电话命吴法宪在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向前,让徐向前对“7·20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有了叶群的点拨,吴法宪一上来就气势汹汹,说:“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又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就差没说应该将陈再道枪毙!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曾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勒,骂过陈再道,又向徐向前攻击,气得徐向前当即退出会场。吴法宪此时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竟然穷凶极恶地窜到陈再道面前,打了陈再道一耳光。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扇耳光,这在中央最高层领导会议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愤然离开会场。陈再道挨了打,仍据理申辩:如果我搞兵变总不能没几个人吧,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不等他讲完,吴法宪带着刘丰等人恶狼似地冲过来,先撕陈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周恩来当即制止吴的行动,而江青却在背后表扬吴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这时,陈再道见康生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心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重要成员,如果他能说句公道话,也许会好一些,于是他向康生求救:“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快60岁人了,我革命40年……”万没想到,康生立刻拉起长脸,恶狠狠地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他这一说倒将陈再道置于死地,陈再道成了叛党分子,毛泽东称陈再道“同志”的意思,也随着康生的解释完全变了样儿。

本来,按照毛泽东的批语,根本用不着开会进行讨论,而林彪、江青的目的,就是要进行一次政治测验,看一看在党内、军内还有谁敢反对他们推行的路线,如果有谁胆敢站出来反对,就让他和陈再道下场一样。吴法宪深知其意,便充当了林彪、江青的急先锋,以争取林彪的信任和重用。

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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