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质被杀: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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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13 03:11:05

近期,两名被极端组织绑架的中国人质在巴基斯坦遇害。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毕竟,无辜的受害者白白失去生命,无疑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

不过,这并非一起偶然事件,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多起类似事件。在2008年8月,极端武装绑架2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2013年6月,极端武装袭击巴基斯坦北部南迦帕尔巴特峰一个攀山营地,杀死2名中国登山客;2015年5月24日,巴基斯坦极端组织逼迫被俘的中国游客洪旭东录制要求赎金的视频。尽管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人,很多受到严密的保护,但这些案件的不断发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巴基斯坦远非一个安全的国家。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泛滥有多么严重,可以从以下数据中得出印象。

据巴基斯坦智库安全研究中心2017年初发布的报告,2016年巴基斯坦全国因恐袭造成的伤亡人数为2,610人,2015年这个数字是4,647人。巨大伤亡的背后是高频次的恐暴袭击——2017年2月中旬的四天时间,该国接连发生了五起大规模的恐暴袭击:

2月13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会城市拉合尔,一起针对警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85人受伤;14日,在俾路支省首府奎塔,两名警察在拆除爆炸装置时被炸身亡;15日,在开普省首府白沙瓦,一法官车辆遭自杀炸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数人受伤;同日,在联邦部落区,政府大院两次遭攻击,共造成5人死亡,7人受伤;16日,信德省一著名苏菲派清真寺被炸,死亡72人,150多人受伤。

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巴基斯坦自1971年印巴战争之后,从未像阿富汗、伊拉克一般遭遇过外敌入侵,也没有如叙利亚、利比亚那样面临革命和内战的挑战,却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

事实上,巴基斯坦国内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泛滥,并非源于外来力量或者革命引发的动荡,而是巴基斯坦国家形态赖以维系的政治原则——伊斯兰教认同,在世俗和民主政体下,难以应对激进伊斯兰主义的侵蚀所致。

巴基斯坦的国家形成与认同——基于普遍的伊斯兰教认同

事实上,巴基斯坦国家形态的形成和维系,几乎完全依靠对伊斯兰的认同,这种国家认同的唯一性,使得巴基斯坦极度缺乏抗拒极端伊斯兰主义的能力。

在1947年8月14日建国之前,历史上从未有过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实体。巴基斯坦之所以会成立,就是源于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的穆斯林不能容忍与印度教徒同属一个国家,试图建立一个纯粹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理想。

从12世纪到19世纪的700年间,无论是德里苏丹国,还是卧莫尔帝国,印度的主导政权都是伊斯兰王朝,穆斯林的地位也一直优越于印度教徒。1946年当印度面对独立关口的时候,这一历史使得相当多的印度穆斯林很难容忍自己生活在一个注定被印度教徒主导的国家,为此,他们迫切寻求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对于这一点,巴基斯坦的国父真纳就曾说过,如果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在印度独立之后不能分离开来,那么铁定会面临一场内战。事实上,当1946年英国人开始撤出印度时,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英属印度的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就开始相互屠杀对方,并以此迫使英国人与印度教徒承认印巴分治——宗教屠杀造成至少50万人死亡,也形成了巴基斯坦建国的政治基础。

因此,是1947年英属印度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虔诚,而非民族或者地域需要,为巴基斯坦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精神动力。同样,如果没有印度穆斯林的宗教认同,就不会有巴基斯坦国家的出现。

1946年8月,在孟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巴基斯坦国父、当时的印度穆斯林联盟领袖阿里·真纳告知其支持者说:“要么我们挑起印度分治,要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

8月16日凌晨,印度城市加尔各答的大批穆斯林狂热分子,挥舞着武器,响应穆斯林联盟“直接行动日”的号召,以此向英国人和印度教徒表明,印度穆斯林准备“只身赢得一个穆斯林国家(即巴基斯坦),如果局势需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们无情地屠杀每一个所看到的异教徒,把尸体扔进排水沟里,此举引发印度、锡克教徒的报复及随后的全国宗教内战

另外,作为族群成分极为复杂的新国家,巴基斯坦成立之后,就面临着严峻的国家认同挑战。

巴基斯坦并非一个天然的民族国家,它没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认同,构建起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于印度穆斯林与异教徒漫长的圣战史,而非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这就使得这个国家很难像邻居伊朗人一样,从遥远的历史之中汲取国家认同的精神资源。

况且,巴基斯坦族群结构极为复杂,在该国,旁遮普族占63%,普什图族占16%,信德族占13%,俾路支族占4%。该国缺乏强有力主体民族的现实,使得其不可能通过现代民族主义建立起国家认同。

因此,自建国之后,巴基斯坦就被来自各个族群和地方的分裂主义运动所困扰。1971年,以孟加拉人为主的巴基斯坦东部领土爆发叛乱并在印度帮助下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本身就是该国国家认同的缺失所致。


复杂的族群结构更使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唯有依赖于伊斯兰的宗教认同(图源:VCG)

1971年,巴基斯坦东部领土分裂之后,为了提升国民的国家认同并抗拒国内的民族地域分离意识,巴基斯坦政府开始大力在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上进行改革,全面提升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身份的认同,强调“穆斯林民族”的概念,以此维持巴基斯坦的国家形态完整。

法律层面:1973年,巴基斯坦通过了新的宪法,确立了”伊斯兰是巴基斯坦的国教“,并表示”巴基斯坦的民主、自由、公正等原则之执行必须基于伊斯兰教的理念“;1978年,总统齐亚哈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重建了巴基斯坦的法律制度;1979年,巴基斯坦设立宗教法庭;1988年,巴基斯坦宣布沙利亚法为巴基斯坦原则上的最高法律。

政治制度:齐亚哈克时期,巴基斯坦开始建立富有特色的联邦和地方层级伊斯兰议会,以伊斯兰教的规则进行选举。

经济:巴基斯坦逐渐将按照西方模式运营的银行,改造称为伊斯兰银行。1980年6月,巴基斯坦正式征收天课和什一税。1983年,政府对部分农产品征收什一税,税率占产量的5%。设立天课基金,中央天课基金会统一管理全国各地的天课基金。

文化教育: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育也被刻意加强。1947年,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学校仅仅只有137所,1957年为244所。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的族群地域分离情绪,开始大力强化宗教教育,到了1995年,宗教学校的数量扩张为3,906所,2000年则超过了7,000所。

必须承认,1971年之后巴基斯坦强化伊斯兰国民认同的政策,的确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巴基斯坦的国家认同感,制止了因东巴分裂而动摇的巴基斯坦国家形态。而这种政策也是完全缺乏历史、文化和民族认同的巴基斯坦,在现实危机面前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任何政策的效果都是双重性的,巴基斯坦强化国家认同的伊斯兰化政策同样不能例外。

极度贫乏的极端意识形态免疫力

在巴基斯坦,出于维系国家认同的需要,伊斯兰认同不得不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予以无限尊重。然而,一旦某个意识形态被社会视为完全的真理,那么也就意味着其他理念将丧失生存的空间。

巴基斯坦最为严峻的一条法令就是基于伊斯兰原则的渎神罪,该国民众和司法体系对这一罪行容忍度极低。2010年,一对信奉基督教的夫妇因未洗手触碰到了一部《古兰经》,被判25年监禁;2012年7月,巴基斯坦一名男子因被控亵渎《古兰经》被一伙人从警察局拖出来活活打死;2013年2月,巴基斯坦基督徒萨旺 马西赫被控犯有渎神罪,因他的这起案件,拉合尔市基督徒街区的178所住房被捣毁,2014年春天,萨旺被判处死刑,但却没有任何一名烧毁基督徒住房和街区的穆斯林被处罚。

2007年4月,巴基斯坦旅游部长巴赫蒂亚尔女士因在法国的慈善活动中,感谢并拥抱了自己的法国男教练,引发该国国内的大规模流血冲突,被称为“拥抱危机”;2007年6月,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30多名激进学生,闯入当地一家由中方人员开办的中医按摩诊所,以伊斯兰教义禁止异性按摩为由扣押了中国公民1男6女。

不仅如此,巴基斯坦对伊斯兰原则的无限推崇,使得相当多的该国民众深信,纯粹的伊斯兰政治形态能够解决现实社会所有或者大部分问题。1998年8月,巴基斯坦最强大的政党领袖全国穆斯林联盟、总理谢里夫在议会中表示,伊斯兰教法能够”把巴基斯坦带入消灭腐败和目无法纪,实现社会公正、繁荣与和平的革命性时代“。

尽管这一演讲,只是谢里夫巩固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但也确实反映出相当多的巴基斯坦民众对纯粹伊斯兰社会的向往心态。

事实上,巴基斯坦普遍存在之对伊斯兰教法社会的向往,以及对异教徒的无情打压,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激进伊斯兰组织的政治理念。这种心态下的巴基斯坦社会,对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蛊惑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免疫力。

在巴基斯坦,相当多克什米尔圣战组织得到了该国主流宗教派别的支持;猖獗一时的安萨尔运动、先知弟子军和圣战者运动等极端组织,同样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党如伊斯兰学者协会的政治和物质支持;2015年11月,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当年春天的调查显示,巴基斯坦乃是世界上对ISIS看法最为积极的穆斯林国家。

大众政治下激进伊斯兰的必然泛滥

巴基斯坦奉行的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世俗政治体制,使得总统、议会和司法机构相互制衡,多达两百个政党为了争夺民众认可进行着激烈的竞争。执政者的政治生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大众的认可。

这个民选国家的执政群体中,缺乏像叙利亚阿萨德家族或者沙特王室那样纯粹的世袭独裁者,赢着通吃的政治原则(穆沙拉夫流放谢里夫,谢里夫审判穆沙拉夫),使得各个政党为了在竞选中打败对手,争夺或保全执政权,不惜诉诸于激进大众意识形态,难以形成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激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在巴基斯坦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就使得该国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为了在政治竞争中保全自身的政治生命,一方面,他们不敢轻易得罪该国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以免背上万劫不复的“叛教者”罪名;另一方面;与激进伊斯兰组织一样,他们想方设法把自己包装为伊斯兰原则的维护者。

1977年4月,在反对党联盟强烈要求总理阿里·布托下台的形势下,布托宣布了“宗教治国措施”以稳定局势;1988年,当时的总统齐亚哈克为了争取超出极限的连任,宣布伊斯兰教法为该国最高法律原则;1998年,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为了应对军方和反对党的挑战,在议会演讲中,提出要在巴基斯坦实行塔利班式的伊斯兰教司法制度。

正如该国《黎明报》记者伊克巴尔·阿赫默德所指出的:“如果巴基斯坦的执政者发现自己正处于选举困境之中,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向伊斯兰教寻求帮助。”

与之相反的是,巴基斯坦的军人总统穆沙拉夫恰恰因为在2007年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中坚决打压激进伊斯兰组织,严重伤害了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情感,使得穆沙拉夫丧失了中下层军官的支持,并最终黯然下台。

因此,除非出现极端情况,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往往缺乏足够的政治意志去打压激进伊斯兰组织,哪怕在巨大的国际压力面前也是如此。

2007年,一名被扣押的塔利班发言人声称,阿富汗当局表示一名被扣押的塔利班发言人哈尼在审讯过程中承认穆罕默德·奥马尔正在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保护,住在巴基斯坦的奎达市。

2010年6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有确凿证据显示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与阿富汗塔利班之间有直接联系。报告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不仅为阿富汗的塔利班好战分子提供资金、训练和避难所,甚至还是塔利班领导委员会的成员。

这份研究报告是基于对九名阿富汗塔利班战地指挥官的采访。报告说“巴基斯坦似乎在以惊人的力量玩两面派游戏”。报告还说,“如果巴基斯坦不改变其做法,国际力量和阿富汗政府在打击叛乱分子方面取得进展就会十分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

2010年7月,华尔街日报援引一名塔利班匿名指挥官的话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鼓励阿富汗塔利班”大胆行动“,向警察、军人和平民出手,”以取得更好的政治威慑效应“。


2011年5月,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阿伯塔巴德一处住宅发动袭击,击毙了恐怖主义大亨本拉登,美方情报机构一直认为巴基斯坦内部某些官员向这位恐怖主义领袖提供了庇护(图源:VCG)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巴基斯坦伊斯兰宗教人士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却难以像伊朗或者沙特等奉行伊斯兰教法国家般直接分享政治权力,而大量的宗教学校也培养了过多的宗教学生,这实际上不但使得该国的伊斯兰宗教认同很难转换为稳定的政治力量,也使得数量庞大的伊斯兰宗教人士为了争夺有限的信众,不得不诉诸于激进化,而数量过多导致的中下层宗教人士贫穷也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极端化的趋势。

2007年巴基斯坦震惊世界的“红色清真寺”事件,即是由激进的巴基斯坦学生在野心勃勃的毛拉阿卜杜尔兄弟领导下发生的——事件最终导致了穆沙拉夫政权的崩溃。

因此,由于巴基斯坦的民主和世俗体制,实际上使得巴基斯坦的政界和宗教界都难以形成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无力应对激进意识形态的挑战。

政界人士为了在无休止的选战中求得政治生存,不得不默认甚至鼓励激进意识形态,“红色清真寺”事件和穆沙拉夫紧随其后的下台,实际上意味着即便是强大的军方也不得不在伊斯兰革命大众面前低头;而温和宗教领袖的权威则在言论自由环境中,无力应对更激进、更原旨化的挑战者。

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输出和外国反恐引发的外交政策挑战

由于巴基斯坦是基于印度穆斯林对抗异教徒的历史记忆而诞生的国家,也是依靠“穆斯林民族”的身份认同维系的国家,这就使得巴基斯坦国民往往将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视为自己与生俱来的同胞。

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引发了两个难以避免的效果。

一方面,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沦为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输出的天然平台。

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势力向中亚、中东、中国、东北非、高加索、巴尔干半岛和菲律宾等地的人员提供训练,输出难以控制的意识形态,已是众所周知之事。拉合尔市的胡达姆丁宗教学校(美国反恐专家彼得伯根PeterBergen的调查显示,在巴基斯坦类似的学校高达7000所)训练来自缅甸、尼泊尔、车臣、孟加拉国、阿富汗、也门、蒙古和科威特的学员;而赫克尼亚经学院的学员则大多源于在阿富汗和突厥国家。这种泛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的输出,对深受恐怖主义困扰的美、欧、中、俄、印度等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困扰。

乌伊运领导人AbuZaral-Burmi,2013年9月,他在南瓦济里斯坦(巴基斯坦)讲经时,曾宣称穆斯林有义务绑架和杀害中国人以及袭击中国企业。该组织与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关系复杂。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社会强烈的穆斯林身份认同,使其对于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族群发生冲突的穆斯林群体,抱有强烈的天然同情。在这一精神原则的基础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发恐战争,很大程度上被巴基斯坦社会视为对自身的侵略;中国在新疆地区的反恐行动,也难以得到巴基斯坦的真正配合。

“9·11”事件后,巴基斯坦社会各界极度不满美国的反恐战争,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向其施压,以减轻阿富汗基地组织的压力。塔伊巴军(LT)坚决反对美国的反恐行动,宣称“不允许任何人将穆斯林的土地变成西方的殖民地”;同样,即便是号称最亲美的总统穆沙拉夫也在自传《在火线上》中表示,他是迫于美国的武力威胁才投入反恐战争的。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传《在火线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事件后对穆沙拉夫说:“你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美方还发出威胁称,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给予合作,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穆沙拉夫在书中说:“我曾以美国作为对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证,如果我们不加入他们的反恐战争,我们可以对抗他们和抵抗他们的攻击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们的军事武力将被摧毁。”

同样,随着中国新疆暴恐事件日趋恶化,中国迫切需要巴基斯坦对该国境内的中国激进组织采取行动以配合其反恐政策,但事实上,出于对这些中国激进伊斯兰组织的同情(很难以其他理由解释),尽管巴基斯坦不时向中国移交一些低级别激进分子,但激进组织的核心领导层基本未被触及,这无疑令中方感到困惑和不满。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官员和专家曾私下指责巴方在对东突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前会有巴方情报人员通风报信。文章说,有熟悉中巴谈判的中方人士表示,一些巴基斯坦军方官员对中方要求巴方对中国激进分子采取更多行动反应冷淡。

对于巴方在打击境内中国激进组织的表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马基认为,中国正面临类似美国过去十年在巴基斯坦打击恐怖分子时遇到的处境。马基说:“巴基斯坦采取的行动可能永远都无法让北京满足,就好比巴基斯坦的行动永远都难以满足美国的要求那样。巴基斯坦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根深蒂固,巴基斯坦要想完全解决它是非常困难的。”

实际上,恰恰由于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与西方的有限合作,违背了该国伊斯兰认同的政治原则,被相当多的巴基斯坦民众视为“叛教者”,严重削弱了其道德合法性和控制力,反而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该国的恐怖主义。

国家形态与国家安全不可调和的矛盾及其后果

事实上,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巴基斯坦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地域认同,更不可能推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否则该国很可能会因旁遮普、普什图和信德等不同民族的自我认同而分崩离析,就像布托、齐亚·哈克和谢里夫等巴基斯坦政治家所意识到的那样,巴基斯坦生于伊斯兰的信仰,没有对伊斯兰的虔诚,巴基斯坦的国家形态就难以维系。

然而,将伊斯兰意识形态和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提升到至高原则,在民主世俗政体的社会氛围下,就很难避免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意识形态泛滥和外溢。

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南亚大国,巴基斯坦的发展和安全离不开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但该国难以控制的激进意识形态,不但大大损害了巴基斯坦的商业环境,也严重威胁到了美、中、印、欧、俄等国的核心利益,并让巴基斯坦的地缘处境急剧恶化。

因此,巴基斯坦国家形态赖以维系的原则,实际上与该国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呈现出相背离的趋势。

随着伊斯兰恐怖主义逐渐取代传统威胁,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紧迫威胁,巴基斯坦国内不可控的激进伊斯兰主义泛滥和输出,很难避免中美等国对其日益增长的疑虑。考虑到巴基斯坦国内的极端伊斯兰主义几乎不可阻挡,以及这一意识形态对各个大国日益严重的威胁,巴基斯坦的外交处境未来恐难乐观。

一战前的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是欧洲历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深刻的意识到,随着俄罗斯帝国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斯拉夫民族主义日趋激进,终将激发另一个列强奥匈帝国境内大量存在的斯拉夫人之独立欲望,威胁到奥匈帝国的核心利益,由此引发德国、奥匈、俄罗斯三皇同盟的崩溃。

然而,无论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么严重,巴基斯坦都不可能放弃他对伊斯兰至高原则的认同,因为这一原则关乎其国家形态的根本。

就像19世纪末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旦它在土耳其青年党改革下削弱了伊斯兰的认同,就一定会引发阿拉伯人的民族起义和整个国家的崩解,而凯末尔一旦废除了哈里发体制,就将面临库尔德人无休止的独立运动;而满清之所以能够维系,恰恰在于古老的君主体制,一旦它为了现代化而放弃科举体制,就一定会面临整个国家的解体。

正所谓防弊之术加剧了新的弊病,作为一个难以调和的政治悖论,在构建出足以扼杀激进伊斯兰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之前,巴基斯坦的前景都不可能乐观。

撰写:王夷甫 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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