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全家惨死另一原因 拿朱元璋影射毛泽东

+

A

-
2017-06-08 03:39:58

1965年底,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斗争矛头直指吴晗,揭开文革序幕。随着斗争的升级,吴晗的罪名越来越多,最后一家三口全都死于非命。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本文摘自1999年第10期《炎黄春秋》,作者苏双碧,原题为《毛泽东、吴晗与<朱元璋传>》。


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被广泛认为是对毛泽东不能容纳异议的隐晦批评(图源:VCG)

《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泽东都看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平心而论,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对《朱元璋传》的修改倾注大量心血,并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听了意见之后,也未敢出版。当然,毛泽东所提的意见,绝不会只是枝节性的具体意见,而吴晗所能虚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下面想就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关心,略作论述。

吴晗初写朱元璋

明史专家吴晗对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写成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并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又收到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的稿子,书名改为《明太祖》。

至于为什么吴晗要写《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这本书,1946年吴晗在《<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被称为“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晗在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说的:“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上面是吴晗对写《由僧钵到皇权》两个动机的说法。

《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元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这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审读了《朱元璋传》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便决定着手写作《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暴君的形象,从流氓到暴君,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毛泽东拿吴晗祭旗,随后发动文革(图源:VCG)

1948年《朱元璋传》完稿后,吴晗将稿本带到石家庄解放区,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寄予特别关注。他在百忙中,认真地审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不仅在会见吴晗时,说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见。

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静的书斋生活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钳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


明太祖朱元璋是大兴文字狱的暴君(图源:VCG)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无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这样一大段,大约有两千多字,对朱元璋进行总体评价。就文章结构而言,颇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无疑作者是费了心机的,因为把总体评价放在最后,等于为读者作个小结,可以加深人们的记忆。问题是这个总体评价,是否就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呢?最后这个总评或许就是吴晗认真酌定的呢!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即: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和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从这个总体评价看,如果不抱偏见,应当说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把对朱元璋的评价和1957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言论等等,使人读起来,很容易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这样的人,读了朱元璋不许后妃干政,后妃不许出宫门,后妃不得和宫外通信,违者处死……等等,她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一见到此书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它。而毛泽东本来对吴晗是很关心的,先后两次阅读了《朱元璋传》的稿本,郑重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还亲自签字要吴晗“指正”。但是,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吴晗,说吴晗“是国民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以他“开刀”,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多维新闻FaceBook专页

编辑:关岭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