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弟投靠国民党 被俘后26年拒不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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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7 01:50:14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本文摘自2012年第6期《红广角》,作者游慧冰,原题为《毛泽东表弟文强亦是亦非的人生路》。


《文强口述自传》封面(图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泽东的表弟文强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过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过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川东特委书记,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和“国军”将领,参加淮海战役时被我军俘虏,在狱中呆了26年,1975年获特赦。出狱后文强先后担任过第六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等职,他积极利用广泛的人脉开展海峡两岸的交流工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他对邓小平推崇备至,声称“我要写一本《邓小平主义》”,可惜还没来得及动笔就辞世了。

分管23个县的中共高干

文强1907年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望城县金良乡)一地主官僚家庭,据传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代孙。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姑母文七妹是毛泽东的母亲,文强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与毛家小弟毛泽覃是同学,两人关系最好。毛泽东比文强大14岁,爱跟文强开玩笑,文强生性倔强,常与毛泽东争辩。文强后来在口述自传中说:“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但不可否认,少年文强正是受毛泽东、夏曦等身边的共产党员影响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毛泽东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建议他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他带着毛泽覃等人乘船从水路抵达广州。8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及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是同学,还做了他们的班长,曾因林彪枪支走火跟林彪打过一架。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周恩寿等人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监誓人。不久,国民党二届中央监委邵力子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于是,文强与当时黄埔军校的许多师生一样,成为国共合作时期特有的“跨党”学生之一。在黄埔军校,文强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精英,除周恩来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均给文强上过课,他们对于坚定文强的革命信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共分裂后,文强毅然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6年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做一名宣传员。9月,北伐军打到武昌城外,文强随朱德转战四川,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杨森应声“变脸”,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紧急撤离。8月,文强在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特务连长。起义失败后,随起义部队南下,在广东省潮州、汕头等地与敌激战被打散,文强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身无分文,靠做轮船搬运工挣取路费,几经辗转回到上海。

鉴于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要求他们回家潜伏待命,于是文强回到了老家长沙。当时文强革命信念还是坚定的,曾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等诗句。在潜伏的半年里,文强多方寻找党组织,但杳无音讯,于是他决定冒险到四川找党。1928年春,他用母亲给的另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等地,见当局盘查很严,赶紧又跑到成都。正当文强旅费用尽灰心丧气时,巧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的怀抱,才干得以施展,一步步登上了党的重要领导岗位。1929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文强在口述自传中曾自豪地说:“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7年后,在文强再次遭遇挫折、走投无路时,已变身“国统”特务的廖宗泽再次出手相助,这次却是将他推上了邪道。

不写悔过书的战犯

1931年6月,文强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内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残酷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党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冤屈的文强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想请他主持公道,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共产党。

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批评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下令将他抓捕法办。文强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宗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进入了国民党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警官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见曾经的中共高干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强加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指导员、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

文强重新加入了国民党,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反华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国民党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周恩来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内斗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共产党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

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抓到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后路,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罪行之一是杀害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作证,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特赦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特赦不了。”

文强被关在功德林监狱,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拒绝悔过。其他战犯纷纷写悔过书,他不写,还强词夺理地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始终榜上无名。“文革”爆发后,战犯特赦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对邓小平推崇备至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台湾,但他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政府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民主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

文强出狱的第二年“四人帮”垮台,接着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政府给予他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特赦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牵连,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感动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说服,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台湾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

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国民党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台湾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建议他写个报告,申请到台湾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邓颖超非常支持,通知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

在美3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特赦后到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台湾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邓小平,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邓小平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90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下生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特别是沾了邓小平的光,才活到今天”。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由他人作主的三段婚姻

文强有过三段婚姻,前两段婚姻幸福美满,可惜两个妻子皆死于非命,第三段婚姻则让他备尝酸楚。奇异的是,他的三个妻子均由他人安排,无一是自己主动追求来的。

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两人结合,是周敦琬表哥“拉郎配”的结果。当时文强与周敦琬是同事,文强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秘书长,周敦琬任省委委员、妇女部部长。周敦琬之前有过一个丈夫,叫刘愿庵,是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后被捕牺牲。有一天,周敦琬的表哥吴芳吉来看望周敦琬,遇见自己的学生文强,两人相见甚欢。吴芳吉得知文强未婚,便说:“我看你和周敦琬很般配,我给你们做介绍人,今晚你们就结婚吧!”省委的其他同志一听,觉得他俩确实般配,便也推波助澜。文强和周敦琬经众人一劝,居然也同意了,于是大家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算是办了婚礼。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2子。1941年周敦琬在做一个妇科手术时,恰遇日机轰炸,医生在慌乱中把手术刀留在了她的腹中,最终导致其死亡。临死前周敦琬留下遗书,嘱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这葛世明是何人?她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说起来还是别人把她“让”到文强身边的。

文强当时是“国军”将领,有一天,他手下一个叫名刘人奎的参谋腆着脸求他帮忙,说有一位叫葛世明的女教员因任职的学校停办了,没钱吃饭也没路费回家,请文强给找个工作。文强以为刘人奎和那个女教员好上了,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武汉的朋友,一封给在长沙的妻子周敦琬,让他们介绍工作,还给了刘人奎一些钱买船票让葛世明去武汉。一年多后,文强和刘人奎到了上海,葛世明从武汉赶来与刘人奎相会。文强热心地为两人张罗订婚仪式,花钱代刘人奎买戒指送给葛世明,代葛世明买手表送给刘人奎。一切准备就绪,刘人奎却突然告诉文强:这个事不行啊,我有未婚妻!

葛世明伤心地离开上海,到了湖南长沙找文强的妻子周敦琬。周正在生病,葛便留下来照顾周和她的两个孩子。周看出葛是一个纯朴善良的人,于是留下遗书叫文强娶葛世明。文强处理完妻子的后事,辗转找到已去了贵州的葛世明,和她结了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在淮海战场的文强料定蒋介石政府必将垮台,便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叫她赶紧带着三个儿子逃往台湾。

文强被俘后,葛世明十分挂念他,带着孩子们从台湾回到了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早前就与文强相识,他按照有关政策安排葛世明进入中苏友好协会和妇联,还让她在学校任教。后来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想不开而自杀,她的3个孩子以及文强前妻所生的2个孩子虽历经坎坷,却都平安地长大成人。

文强被特赦时已年近七旬,一位同事的妹妹见他形单影只挺可怜,便给他介绍一个老伴。那人姓张,是个寡妇,比文强小15岁。文强给单位打报告,请组织帮忙把关。单位调查后建议文强放弃,说张没工作没收入,脾气古怪,群众关系不好。文强同意放弃,但介绍人闻讯立即跑来跟他说:“张脾气古怪是‘文革’造成的,因为出身不好嘛,老挨整,所以心情不好。她跟你结了婚,肯定就会变好了。”文强听后心一软,就与张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张向文强提出诸多要求,文强办不到,她就不给文强做饭吃,有时还锁上大门不让他出去。文强的工资她悉数“管理”起来,连蒋纬国给文强祝寿寄来的美金她也不声不响地一并“管理”了,还写信向文强在美国的大儿子要钱。文强忍无可忍,与她分居,希望她能改。没想到分居后张闹腾得更厉害了,文强狼狈不堪,只得起诉离婚,给了她一笔钱,房子让她住着,自己搬到儿子家,这才重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直到94岁高龄安祥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1、刘延民:《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

2、何蜀:《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3、凤凰网:《何亮亮:毛泽东表弟文强如何脱离中共成特务》。

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毛泽东表弟文强如何成了军统特务?》。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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