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痛陈招生四大弊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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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6 22:10:28

查全性的独特贡献:邓小平原打算从1978年恢复高考,查全性一番慷慨陈词,邓小平改变主意提前一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变命运。这一年招生27.3万人,其中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他们之中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外交部部长王毅。本文摘自2014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傅振国,原题为《查全性与恢复高考》。


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因为他实事求是、敢想敢讲、善抓机遇(图源:VCG)

(一)

查全性先生,武汉大学教授。祖籍安徽泾县,出身书香世家。祖父查秉钧,清朝翰林。父亲查谦,早年赴美留学攻读物理,后任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第一任院长。

查全性生于南京,长于武汉,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留校任教。后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回国后继续在武大任教。他这一辈子,最大的“官儿”是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最高的“职称”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最高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

查先生大脑袋亮堂堂。治学严谨,做人认真。说话办事,一丝不苟。

我问:“查老师,您今年高寿89吧?”他摇头:“多点。”“90岁?”他又摇头:“少点。”“啊啊,您现在是89岁零四个月!”他这才微笑,点头。

他生于1925年4月。我采访他,是在2014年8月5日。

查先生是电化学家,本职工作是从事电极过程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学科发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电化学成就奖”的获得者。他的科研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他撰写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一书,1976年出版,此后30年,一直是我国研究生用的主要教材之一,研究生们称之为我国电化学的“圣经”。

让查先生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是在本职工作之外,他做的另外一件大事。他在邓小平面前慷慨陈词,建议1977年恢复高考,邓小平从善如流,当场采纳他的建议。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教育界拨乱反正、翻天覆地的第一件大事。

(二)

1977年7月底的一天,查全性记不住具体在哪一天,也记不住哪一位校领导通知他,说教育部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开会。既没有说开会内容,也没有说会期有多长。从“文化大革命”至此时,他一直没上讲台,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既然不知开会内容,他也没有为发言作准备。

8月1日,坐飞机到北京,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刘道玉。刘道玉在调任教育部之前,是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住北京饭店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著名的唐敖庆教授住在一个房间。此时,他才知道,这次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科学界领头的是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教育界领头的是教育部长刘西尧。参加座谈会的33位同志,绝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还有中科院的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等等,年龄多在六七十岁。查全性算是年纪轻辈份浅的,52岁,副教授。

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座谈会?查全性并不知道,一个大人物早就谋划着科学和教育界的一件大事,正在把查全性拉近这件大事的中心。

(三)

这个大人物就是邓小平。

年轻人看到本文题目《查全性与恢复高考》,可能好生奇怪:恢复高考?难道有不要高考的时候?有。从1966年至1969年4年,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这4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他开展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他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7月29日,他在听取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时,谈到找什么样的人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与“四人帮”没有直接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科院和教育部火速确定了参加座谈会的33位专家学者。教育界15位,由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选定。武汉大学谁来?刘道玉选上了查全性。

(四)

1977年8月4日,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这是邓小平再度复出后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邓小平说:“这次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沒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邓小平是真心想听到专家学者的意见。5天座谈,只有半天因外事活动没有参加,其余时间,天天到场,从头听到尾。

查全性回忆:参会的都是著名学者,我开始两天没有发言,听他们讲。后来,看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把自己的思考讲出来,很可能解决问题。于是,开始在本子上写讲话提纲。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

党委负责人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是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

邓小平插话: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个话题一下子触动了查全性,久藏心底的对教育危机的感觉、感受、感慨,当着小平同志的面,喷涌而出:

“邓副主席,我要发言。”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原因呢?一是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的问题。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知识青年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

“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端:一,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那些没有特殊关系的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反映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文化大革命”前17年靠分,现在靠权。解放前,我们没有钱,现在没有权,靠分还能有份。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不当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人开始请客送礼,走后门。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查全性这一段慷慨陈词,完全不同于前几天座谈会上平淡的发言,显然击中了邓小平的心弦,邓小平聚精会神倾听。

查全性接着提出建议:“一,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招生报考制度,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由省、市、自治区掌握。现在名额分配上很不合理,走后门很严重,名额分配上,多的涨死,少的饿死。二,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三,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能按自己志愿选择专业。大学生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也可以从社会青年中招。有些人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上达到了高中文化程度,可不受资历的限制。”

“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今年新生的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

查全性一番话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座谈会上插话踊跃,气氛热烈。吴文俊、王大珩、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的主张。

查全性又郑重建议:“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查全性可能有所不知,就在这个座谈会之前一个月,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已经召开了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还是沿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招生方针:“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也就是在座谈会召开的同一天,8月4日,教育部已将1977年的招生方案报送国务院了。

查全性更不知,就在5天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的汇报时指示:“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的时间,统一在秋季好。”

邓小平的想法,1977年,用一年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青年。所谓社会青年,主要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大学停止招生的“老三届”,还有后来没有恢复高考期间毕业的初高中生。

眼前这位查全性,却提出要在今年就恢复高考。

“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邓小平侧身转头,问教育部长刘西尧。

查全性赶忙插话:“来得及!来得及!宁可推迟两个月高考,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格,浪费损失可就大了!”“来得及!”刘西尧的回答,进一步增强了邓小平的信心。

邓小平一锤定音:“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題。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

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11年沒有高考的历史。

(五)

高考在冬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一次。1977年冬季高考,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夏季考试秋季招生,录取新生40.2万人。


恢复高考(图源:VCG

恢复高考,邓小平从1975年第一次复出就开始酝酿,1977年第二次复出就抓紧筹划,准备1978年恢复。查全性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关键时刻关键的建议,打动了邓小平,使得恢复高考提前到1977年。

邓小平的决策,查全性的建议,改变了几代青年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教育的走向。1977年、1978年考入大学的知识青年,受惠最大最直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栋梁之材。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有查全性面向邓小平,慷慨陈词提出具体建议的镜头。但是,有关查全性在发言前找南开大学杨校长了解生源情况,则是虚构的。查全性说,他发言前没有找人征求意见,也没有人单独指示他怎么发言。当然,这是电视剧,基本事实准确就行,细节可以虚构。

在采写本文的时候,笔者有一个问题萦回在脑际:为什么是他?历史为什么选择查全性而不是别人提出那个伟大的建议?

历史的必然性在于:恢复高考是迟早的事。

偶然性在于:因为有从武汉大学调到教育部当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教育部才知道有个并不出名但敢讲真话的查全性。但是,能够参加座谈会、能够见到邓小平的有33个人,都是专家学者,都是科学教育界的行家,对恢复高考都有强烈的要求,但为什么等到第三天下午,才有查全性一语惊人?

当时,压力还是巨大的。这一年的3月,华国锋主席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坚持“两个凡是”。“四人帮”认为教育界“文化大革命”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两个“基本估计”,还没有人推翻。而主持座谈会的邓小平因为敢讲真话被打倒才刚刚复出。座谈会的前两天,有的学者还在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许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不敢触及敏感问题。

查全性后来说:“我能够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当时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只是我有这个机会讲真话,这个机会难得。我敢于说,主要觉得小平同志亲临会议,如果说了,可能解决问题。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个机会太可惜了。”

正因为查全性,有实事求是之魂,敢想敢说之胆,善抓机遇之智。于是,历史便选择了查全性。

(本文有关历史资料引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编发的一九七七年八月七日《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九),查全性采访记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龙平平、张曙文章《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

编辑:关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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