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退出气候协定:他只是为了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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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2 22:52:41

一个政客赖以生存的根本就在于,他必须清醒地理解自身的政治基础在哪里,并以此制定政策。公元211年,依靠士兵登上皇位的罗马帝王塞维鲁(SeptimiusSeverus)奄奄一息地躺在英国的约克。皇帝两个冷酷无情的儿子走了过来,询问父亲如何才能统治罗马。皇帝答曰:“同心协力,让士兵们发财,其它一切都不重要。”塞维鲁的秘诀,对于特朗普同样适用。

美东时间6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就时间点来看,特朗普(DonaldTrump)特意选择结束欧洲访问之后宣布决定,不顾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教宗方济格(PopeFrancis)和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Macron)等其他西方首脑的劝解,足见其推行这一政策的决心。

笔者不便评价《巴黎气候协定》本身是否正确,那是气候专家们的专长。不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仅仅是其一贯主张的落实,更是特朗普本人作为一个体制外围政客生存下来的必然选择。

特朗普唯一可靠的政治基础:自己的支持者

作为一个标榜吸干“华盛顿沼泽污水”、发誓摧毁“体制腐败”的“革命性”政客,特朗普的上台几乎完全依靠共和党基层选民的支持。这决定了这位新总统注定难以获得传统体制的接纳,并不得不完全依赖共和党基层选民的认可。

在激烈的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初选过程中,是共和党基层党代表的狂热支持使得特朗普战胜了党内体制对其的打压,跻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期间录音门等一系列政治爆料的冲击下,是共和党基层大部分选民的坚决拥护使得特朗普逐渐摆脱了党内众叛亲离的窘境(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等先后放弃对特朗普的支持),守住了基本盘并卷土重来夺取总统大位。

从过去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出,作为反体制政客的特朗普,他缺乏像布什、克林顿家族那样传统政客在体制内根深蒂固的利益绑定,其与共和党高层的政治友谊无疑是飘忽不定的。这些传统大佬们对特朗普的支持随时可能因政治浪潮的变化而摇摆,与之相应的是,共和党基层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是相对可靠的,这种支持不但是特朗普走出选战困境的关键,也将是其未来应对政治风波唯一可靠的政治基础。

这就使得特朗普比任何美国总统都更依赖共和党基层选民的认可,对自己的政治承诺的兑现也更缺乏打折扣的余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特朗普在华盛顿越孤立,他对自己基本盘的依赖就越严重;特朗普在美国体制的处境越险恶,基本盘对他的支持就会越宝贵。

因此,特朗普必须尽可能地兑现他对自己支持者的承诺,否则他就无法在政治上生存,这种政治处境与特朗普作为总统的个人意愿无关,乃是特朗普自身的政治基础决定的,也实际上也意味着一旦特朗普的政治处境开始恶化,就会采取更多更激进的措施去迎合自己的支持者。


2016年美国大选中录音门爆发后,大量共和党高层撤销了对特朗普的支持,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支持特朗普的基层选民聚集在特朗普大厦前为他打气,特朗普对此表示““我正获得(人民)令人难以置信的支持”,“绝不会退选”(图源:VCG)

特朗普政治生存的唯一办法:通过取悦支持者把控共和党

作为一位极度缺乏体制资源的“反体制”、“反主流意识形态”总统,特朗普从一上台就沦为体制和舆论不断攻击的对象,从最开始对其每项政策的批判到“通俄门”和“泄密门”等政治事件的层出不穷,特朗普进入白宫就陷入了把控话语权之反对者的政治包围,甚至面临着被弹劾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要想政治上得以幸存,就必须牢牢依靠共和党基层选民之支持,加强对参众两院共和党议员的把控。

在特朗普与外国领导人沟通(与澳洲总理挂电话、与俄罗斯外长泄密等待,这种内情的披露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和“通俄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不断有白宫内部官员违规向新闻界披露内情,反对者由此通过舆论的放大制造特朗普“四面楚歌”的政治处境。

事实上,对于特朗普的反对者们来说,“通俄门”本身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因为很难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美国的总统会是一个俄罗斯间谍,但是通过对“通俄门”和“泄密门”这种事件的反复炒作,反对者足以营造一种损害特朗普合法性和权威的政治氛围,并以此构建出特朗普阵营失道寡助的印象,使特朗普爱惜羽毛的体制盟友们望而却步,从而动摇飘忽不定的共和党党内高层对新总统的支持力度,最终孤立特朗普。


在舆论的反复炒作下,5月16日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犹他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康弗茨(JasonChaffetz,R-Utah)一改前筹,要求联邦调查局(FBI)递交所有涉及特朗普和科米(JamesComey)内部对话内容的录音、笔记和备忘录等资料(图源:VCG)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必须尽可能地取悦于支持者,通过兑现此前的选举承诺,尝试将共和党的选民们绑定在自己的政治战车上,并以此挟持共和党高层与自己合作。

5月4日,特朗普颁布“宗教自由行政令”,否定了此前限制基督教政治影响力的《约翰逊法案》,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措施将使得特朗普取得了美国基督教教士阶层的鼎力支持,考虑到后者多年来是共和党的最重要选民基础,此举极大地提升了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把控能力;1月27日、3月6日、6月1日,特朗普政府先后三次申请执行“禁止六个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的法令,在西方社会恐怖袭击愈演愈烈、右翼保守派民众“闻穆色变”的大背景下,特朗普对这一政策堪称“大胆”的固执,足以为其获取更多共和党选民的认可;4月26日,特朗普颁布了减税方案,点燃了共和党内堪称主流且久受重税之苦的中产阶级选民对其的期盼;同样,此次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不仅仅是为了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更是为了取悦工人阶层的蓝领选民。

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得以实现,那么将会极大地满足共和党选民的政治主张和利益诉求,由此提升特朗普在共和党民众中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使其真正意义上地把控共和党。这实际上也是政治素人特朗普在当前险恶政治环境下得以幸存的唯一办法,就像我们所看到那样,尽管特朗普遭到了铺天盖地、前所未有的舆论声讨,但依然得到了参众两院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支持,考虑到特朗普选举期间与共和党议员们极度恶劣的关系(这一点只需要回顾一下共和党初选时的议员背书情况即可),当前的局面无疑是相当难得的,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恰恰得益于特朗普对共和党选民日趋增长的政治号召力,而共和党议员们的选战成功则需要这种号召力。

与之相应的是,向共和党建制派妥协只会使得孤立无援的“反体制”总统成为未来政治挫折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毕竟,政治家的生存不能永远依赖于别人的善意。

特朗普政策的执行失误

虽然特朗普的政策使其强化了对共和党的控制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措施严重缺乏技巧,这让美国社会陷入了极度的分裂:不但特朗普政府官员的任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特朗普政策的推行也因此阻力重重。在这里,笔者列举特朗普在禁穆令和退出巴黎协定两个问题上的莽撞,以展示特朗普的政策失当之处。

从1月底至今,特朗普政府先后三次推行禁穆令,都遭到了司法系统的巨大阻碍。对于这一政策本身,笔者不便判断对错,笔者需要研判的就是,特朗普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是否有失当之处。在笔者看来,如果这一政策的推行者是俾斯麦或者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狡诈的政治老手,他们必定会谨慎地等待时机,以使自己的行动名正言顺且无可置疑。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首相、大政治家俾斯麦向来极端厌恶社会民主党这样的左派政党,但这种厌恶绝不会让他成为无故打压对方的理由,直到1878年5月和6月德皇威廉一世两次遇刺,俾斯麦才借机推动《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并一举置德国左派于死地;阿道夫希特勒一生仇恨德国布尔什维克,但是1933年他上台之后却从未采取超出正常范畴的措施以消弭他的敌人——直到国会纵火案。

当德皇被刺的消息传来,俾斯麦欣喜若狂,意识到这是一个他期待已久之摧毁社会民主党的良机,他声称:“我会把他们狠狠地摁在墙上,品味他们的尖声惨叫。”

事实上,真正的大政治家对于那些争议性极大的措施,虽然心有盘算,却从不会轻易行动,他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才能保证最大可能地推行他的政策和最大程度地消灭他的对手。特朗普在推行禁穆令时,显然需要等待欧洲社会的大规模恐袭,他需要一个慌不择路的社会氛围,名正言顺地逐步强化对穆斯林国家入境的监管。

另外,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同样稍显莽撞。直接退出此前签署的协定,无疑将严重损害美国的公信力,也会使特朗普本人沦为标榜道德之美国舆论界的公敌,尽管此举将夯实特朗普的政治基本盘,但同样会为其带来更顽固的敌人。

实际上,虽然特朗普的敌人往往将这位美国新总统污蔑为希特勒,但这位白宫主人显然不如希特勒那般在政治上娴熟老练。1933年,试图退出国际联盟约束的阿道夫希特勒,向四十多个国家发表要求“共同裁军”的公开信,他料定极度恐惧德国入侵的法国不可能同意这种道德家眼里“天真烂漫”的裁军条款,于是德法之间的裁军谈判最终因法国的拒绝而破裂,这为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条约提供了最佳的国内国外道德借口,并争取到了英美等国的同情。

在此次退出气候协定的过程中,如果特朗普能够大张旗鼓地以维护产业工人利益的名义,与英法德中等国重新进行关于排放量的修约谈判,通过事先设定一个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条件使这种谈判最终因对方的拒绝而破裂,那么特朗普就可以轻易地将以“国际压迫”为名退出协定,将政治责任推卸于谈判对手,并极大削弱反对声浪,从而无损兑现自己实际上相当激进的政治举措。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那些真正成功缔造新秩序的革命者,不仅仅能够看出旧体制悖论之下的无可救药,还能够通过旧体制框架下无可辩驳的旧原则来推动自己的新政策,最终奠定稳固的新秩序,并实现政治新原则的确立。”(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之《革命的伪装》)

从1864年到1870年,俾斯麦通过梅特涅体系下公认的保守派君主政治原则,发动了旨在摧毁这种体制的三场战争,最终在不遭到其他大国干预的情况下,统一了德国,通过既成事实破坏了梅特涅体系。

从1936年到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以凡尔赛体系反复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破坏凡尔赛体系的根基:入侵莱茵非武装区、吞并奥地利和苏台德,最大程度地削弱了西方反击自己的政治意志,也最大程度地强化了自身破坏行动的合法性,从而轻易瓦解了看似坚不可摧的凡尔赛体系。

能否熟练的运用公认的旧原则破坏旧秩序,往往是一个革命政治家能否稳步奠定新秩序的关键,这需要极其狡诈的头脑和相当老练的政治手腕。从当前事实来看,美国反体制政治家特朗普并不具备这一素质。

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就像《无论谁当选 伟大的美国都将滑向衰亡》一文中所言,尽管特朗普看出了美国的问题所在,但是由于缺乏忠诚可靠的政治团队和他本人因缺乏经验而无可避免的生疏,他的举措很可能只会制造新的分裂,却难以解决旧的问题。

作为一个试图让自己祖国重新伟大的政客,这种前景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悲剧,也是美利坚国家利益的不幸。

撰写:王夷甫 荏苒 森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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