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见杨振宁 周恩来插话:不能捧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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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1 11:05:58

1973年7月,周恩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本文摘自高文谦所著《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接见红卫兵(图源:AFP/VCG)

一九七三年春天,毛泽东先是写了一首打油体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把郭氏几十年前写的《十批判书》翻出来,大批了一通。接着,毛父在同张春桥、王洪丈进行的那次针对周的“七·四”谈话中暗藏伏笔,专门谈了“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姑皇,提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十大召开前夕,排周和批孔双管齐下,作了精心的部署。他一方面在政治局会议上借古喻今,大讲历史上汉高祖刘邦刑白马为盟,提出“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典故,提出:“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幺不找一个姓‘工’的?”有意把王洪文抬出来,以便彻底堵死周恩来在他身后接班的可能。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并念了一首后来流传甚广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起初,对于毛泽东突然劈头盖脸地批评本来大有起色的外交工作,同时又不同寻常地大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举动,周恩来还弄不大清楚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幺药。这年七月间,他在陪同毛会见杨振宁时,还在插话中表示: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不过,他很快便发觉毛并非无的放矢,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其中大有名堂,联系毛毫无来由地对外交工作大加指责,此举很有可能就是冲着他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再一次施展顺守之道,用“大极软功”来应对。他一方面赶紧就惹毛泽东发火的外交部《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事检讨认错,尽量缓和事态;同时带头表态拥护毛指定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决策,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内军中老干部的说服工作,甚至为此在中央的会议上同讥讽王洪文是“儿童团”的许世友当场争辩起来。

另一方面,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的意见却按兵不动。当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有关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时,周让她碰了一个软钉子,表示:对此需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

对周恩来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就有所防备,暗中作了上下结合的布置。就在江青向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关于儒法斗争谈话内容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奉毛之命连续发表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批孔文章,手法和当年批判《诲瑞罢官》时如出一辙。

接下来,十大刚刚开过,江青便指挥她的一班人马行动起来,贯彻毛泽东的意图。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刊载所谓“评法批儒”的文章,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造势。与此同时,大搞影射史学,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蓄意将矛头指向周氏。

譬如,在其中打头阵的是直接听命于江青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即后来屡屡用笔名“粱效”的写作班子。仅仅在十大结束的几天之后,他们便抢先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文中有意从孔子扯到相传制订周礼的周公旦,指其为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而“周公”正是为党内外为人们所熟知的对周恩来的尊称。

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也推波助澜,借“评法批儒”之机,接连发表或转载影射周恩来的文章。姚本人虽然没有像当年批判《海瑞罢官》那样直接捉刀动笔,却在幕后出题日,亲自指点重点文章的写作。在布置《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一文的写作时,姚强调要突出批秦朝丞相吕不韦,并点出“要害”是“要批折衷主义”。

这篇文章后来在这年十一月的《红旗》杂志上发表,文中影射当今政治,称“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秦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法家,“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号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据说,江青在文章发表后大为赞赏,并一语道破天机:“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宰相”。

大概是觉得这样写还不够劲,因为不便在党报,党刊上做得太露骨,于是一本名为《学习与批判》的杂志便在上海应运而生。它由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操控,在批周的问题上更加赤裸裸。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经常在上面以“罗思鼎”的笔名对周恩来施放暗箭,藉评点历史人物的机会,指桑骂槐,极尽攻讦中伤之能事,诸如“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一类的影射文字在这本杂志中随处可见,让明眼人一望而知其矛头所指。

对于这种充斥报刊的隐射诋毁,周恩来自然比其它任何人都更加敏感,联系到近来毛泽东对他的明显不满,很快便觉察出所谓“评法批儒”实际上是冲着他而来的。而且江青手下一班人马敢在十大后这样公开另搞一套,显然是大有来头,背后有人在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周知道与他们正面交锋是不明智的,但听任这样搞下去,又会让他们得寸进尺,必须作出某种反击。

为此,周恩来避开江青,专门找她的“炮手”、时任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的迟群谈了一次话,批评他在教育口标新立异,另搞一套,提出“要把批孔作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的一件大事来抓”的做法。

周恩来的这种抵制自然无力扭转整个形势。自恃握有尚方宝剑的江青一干人根本不买他的账,继续在批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放明枪暗箭。迟群甚至还对周的批评反咬一口,宣称:“反对批孔,就是复辟。”仅仅一个多月后,周恩来便因基辛格访华一事而灾祸临头,毛泽东下令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在政治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出戏恰好为毛随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的真实目的作了历史的注脚。

目前大陆官方在评述批林批孔运动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毛泽东开脱,而把责任一股脑地推到江青身上,指这是江青打着毛的旗号,“另搞一套”的结果。

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江青固然十分活跃,在前台呼风唤雨,发号施令,但实际上毛泽东才是真正的主帅,只不过一直躲在幕后罢了,这一点,仅从当时屡屡见诸报端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提法便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之所以放江青出来充当批林批孔运动前台的领军人物,除了他一向喜欢在幕后当导演外,还有想让党内文革派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为而后的掌权创造条件。当然,毛十分了解江青志大才疏,目空一切的为人,但却从不怀疑她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忠心,而且还格外欣赏和看重她在斗刘少奇、林彪,和批周时所表现出来的敢打敢冲的劲头,认为是个可以挑大旗的人。

正是由于这一点,毛泽东对江青虽多有批评,却主要是恨铁不成钢,而在实际上总是多方偏护,刻意扶植,一直把她作为手中对付政敌的一张王牌:这-次又派上了用场。

另一方面,老于权谋的毛泽东深知整周绝非一件易事,在政治上风险很大,弄不好将会激起党内军中的强烈反弹,导致局面失控。这是年老体衰,自感己经力不从心的毛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不这样做,又无法消除心头的隐忧。在这种情况下,毛采取了投石问路的手法,有意把江青推到前台打头阵。

毛泽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样搞得手的话,既可去掉自己的心病,又可帮助江青在政治上立威,壮大党内文革派的力量。反之,如果搞不下去的话,则可相机收兵,由江青来承担骂名。即便如此,也仍然可以给党内外企图否定文革的势力以当头棒喝,在政治上收到遏阻之效。批林批孔运动后来的实际发展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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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惠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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